9月1日至9月2日，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微博里对刑诉法修正案发表评论。他指出，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恐怖活动等罪可以拘留而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人，“不只是提前已经把犯罪嫌疑人当做罪犯，而且也把其家人视为罪犯，加以惩罚。对照一下我国政府签字加入的国际公约，这样的立法完全违背了政府的承诺。”

贺卫方说，刑诉法修正案第一条使得“立法宗旨跑偏”。第一条为：“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他说，刑诉法乃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维护自由之基本法，修正案（以及现行法）开宗明义即偏离此价值，一味强调打击犯罪。

他认为，诉讼法的任务就是保证实体法的实施，程序法有其独立价值。“践踏程序，以逞实体，法治国所不为者也。”

对修正案第四十二条，贺卫方认为这有“敌视律师”之嫌，修正案第四十二条：“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贺卫方问道，“威逼利诱证人乃检察官警察家常便饭，为何不规定‘检察官、警察、律师或任何人不得……？’”

对修正案第五十三条，他认为是“亮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他说这“迈出很大一步，难能可贵！不过，假如非法手段所获供述等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是否也坚决排除，犯罪人不受惩罚亦在所不惜？”

“法院没有真正的独立，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强势地位不改变，这样的条文不过是空口白话而已。”

最大争议条款是修正案第八十四条：“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

贺卫方认为，“此条中一个诡异逗号引起理解混乱。单列两种犯罪不是限制，而是突出；‘等’乃麻袋口。”

他进一步评论道：由于“等”字的麻袋口意义，故逗号后系规定前文抑或单列一类已无关紧要。另，对于二十四小时内不通知家属者，何时通知，法条不著一字。是否意味着可以是几个月或几年？关键还在于，整个立法都贯穿着一个可怕倾向：对公安等行政权力缺乏司法审查。建议：对是否构成不通知，应由法院审查。

最后，贺卫方说，通知家属不应有例外。“思来想去，这第八十四条还是废除为好。试想，一个人被拘留了，政府居然不告知其家人，家人也只好满世界找——是自杀了，走失了，还是……这太不人道了，是一种株连。通知家人在极个别情况下会给侦查带来某些妨碍，但是相对政府秘密逮捕和监禁带来的不正义，得不偿失。”

他表示同意网友的看法，这有违反“疑罪从无”原则之嫌。贺卫方还专门将我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的相关条文列举在微博上。

■《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九条

第一款、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第二款、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

第三款、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

第四款、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

第五款、任何遭受非法逮捕或拘禁的受害者，有得到赔偿的权利。

（《钢的琴》剧照）

放映厅里只坐着4个人，空荡荡的。财经作家吴晓波看完了一部名叫《钢的琴》的电影。

7月的一个晚上，吴晓波无意间在杭州一家电影院的海报上发现了这部以下岗工人为主角的电影。这部投资只有500多万元的小成本影片，夹在《建党伟业》和《变形金刚3》之间短暂的空当儿上映，显得很不起眼。

《钢的琴》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男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在国企转制的年代下了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陈桂林独力抚养女儿。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中年人和几个老工友一起组成了一支小乐队，专门做婚丧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来就要这样凑合着过下去，可正在读小学又极其喜爱弹钢琴的女儿提出要求，父母谁能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和谁生活。穷困潦倒的陈桂林拿不出这笔“巨款”，便忽悠了曾经是工友，如今分别是女歌手、全职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师和猪肉贩子的几个人，硬生生地在已经废弃的车间，用钢造出了一架“钢的琴”。

中国目前约有8000块银幕，留给《钢的琴》的很少，它仅仅挤进了几十家影院。可编剧宁财神去看电影的前一天晚上，还是忍不住称心情“很紧张”，毕竟，这可是一部“迄今‘零恶评’的电影”。几天后，这位著名的编剧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影评：“祝愿未来能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输了现在，赢了未来，10年后，许多商业电影都从碟店消失，但《小武》和《钢的琴》这样的电影，还会继续卖下去。”

在吴晓波看来，《钢的琴》带给当今中国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电影领域。“一地衰败的铁西区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现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一部叫做《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

但正是这部电影直面了几乎快要被这个社会遗忘的人群。“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承担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吴晓波写道。他这篇影评的标题，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7月7日，电影里那架用钢制成的钢琴被装进了一辆蓝色的大卡车中，离开拍摄地鞍山，来到北京。在导演张猛看来，比起那些能映出优美倒影、黑白相间的钢琴来，这架“钢的琴”显得“笨拙又束手无策”。

就在两个多月的拍摄工作完成后，这个庞然大物开始生锈，然而“琴虽锈了，记忆没锈”。与钢铁有关的岁月，是这个36岁的导演生命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他出生在铁岭的一个工厂大院，家族里有7个人曾分别在辽钢和铁西铸造厂工作过。

张猛举家搬到沈阳后，钢铁仍一度在这个城市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宁曾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沈阳发育得最为完备。一条铁路标识着沈阳普通生活区和工厂区的界限，铁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铁西区。苏联援建的“156工程”，铁西占了3家。

（《钢的琴》宣传照）

张猛还记得，铁西区里工厂连成一排，烟囱林立。他甚至听说，无论人们从哪个方向进入沈阳，都会看到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这3座高达百米的烟囱是“回家”的标志，简直成了“沈阳的地标”。

电影中，也有两根突兀的烟囱不断在画面中出现。工人们生怕它被毁掉，恨不得将那里改建成“蹦极的场所”。可是这群人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好，烟囱最终还是被爆破了。现实中的沈阳，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也于2004年被拆除。

苏联“老大哥”援建的不仅是大型工厂，还包括大片的苏式工人村。张猛记得，在那些砖红色外墙的3层小楼周边，配套建设有学校、电影院、照相馆、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园，“那时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

在张猛的记忆中，铁西区工人的好时光大概从1985年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一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人们普遍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视作最早出现下岗职工问题的时间点，为了提高效率，国企开始着手将冗余人员从原有的岗位撤换掉。曾经一家几代人接班上岗的工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手里的“铁饭碗”也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人夺走。

2002年，铁西区已经变为下岗问题的“重灾区”。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前往铁西对下岗工人进行调研，至今他还记得，一种平静得近乎麻木的情绪包裹着那里，人们很少控诉，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里遇到了一个每天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带回家的中年人，当被问及自己的单位时，那人用一种极其平和的语气替工厂开脱：“厂子原来很辉煌，但是现在亏损很多年了。国家很困难，我们也理解。”

这个带着一兜白菜帮子悄悄离去的背影，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孤本。

尽管那时大部分下岗职工的“吃饭”等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家庭收支也属平衡，但学者们更倾向于将这种平衡称为一种“脆弱的平衡”。子女上大学的学费、一场疾病、甚至食品价格的上涨都可能成为压垮这种“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夫妻几乎同时下岗，儿子正在读初中，仅仅维持基本的温饱也成了大难题，每一笔额外的开支都可能让这个家庭彻底陷入贫困。一天，儿子告诉父母，学校即将召开运动会，按照老师的要求，他得穿一双运动鞋。可这个家就连买一双新鞋的钱也凑不出来。吃饭时，妻子不断抱怨着丈夫没本事。丈夫埋头吃饭，沉默不语，可妻子仍旧埋怨着。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这是吴晓波在调研时听说的一个真实故事。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给他讲故事的那张面孔，“无悲无伤，苦难被深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他仍然有时会在梦中再次遭遇这些故事和面孔，“浑身颤栗不已”。

我们还是需要把那个时代拿回来，摊到人们面前

《钢的琴》背后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高耸但随时可能被炸掉的烟囱、被遗弃的工厂和萧条的生活区是那些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难以抹去的集体回忆。

可张猛却发现，总会有观众来问他有关电影的细节，“那时的啤酒长那个样子？那个年代也有宝马吗？”坐在沈阳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厅里，这个电影人无奈地笑了，“其实那个时代距离今天真的没多远，只有10年而已。”

他明白，镜头里这些下岗工人曾经密布在自己的周围，可是如今，他们“早已不是生活的主流了”。这个“总喜欢把生活拿回来再想一想”的电影人一脸疲倦地解释着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还是需要把那个时代拿回来，摊到人们面前。下岗工人不应该就这样被遗忘掉，或是继续失落下去。”

200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些学者前往辽宁、吉林省就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进行调研，郭于华教授是其中一员。今天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她仍然记得笼罩在工厂区里那种“无望的气氛”。

那年，曾风光一时的长春拖拉机厂已经衰败。一位退休职工给市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下岗职工能够就业解决生活问题的仅占其人数的20%，退养职工每月只能领到176元，退休职工虽有“保命钱”，却要兼顾下岗的儿女和上学的孙辈。甚至，“由于生活极为艰难，职工家庭纠纷增多，离婚率不断上升，严重的是自1998年以来因为生活困难而服毒、跳楼、卧轨、自缢、拒医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时有发生”。

在这座人们曾经挤破头想要进来的工厂，一名当时44岁的工人与妻子每天的饭钱不到5元，“每顿两个馒头，吃点自己腌的咸菜”。

一位下岗的母亲将“家里所有的硬币和一毛一毛的”都收进塑料袋里，总共只有200多元。那就是这个家的全部家当，甚至还不够让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参加补课班。而根据记录，那一年，全国猪肉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13.76元。

曾经的职工将一张公告贴到厂里：过去，“无论病有多大多重，你都用不着担心医疗费用问题”，可后来一切都变了，有了病就要动用生活费，工厂三年五载也不能给报销一次，“小病买几片药，大病就得硬挺着，听天由命！”

根据对辽、吉两地所进行的详细的田野调查，清华大学课题组最终于2010年出版了名为《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的学术著作。书中引用官方统计数据称，1998年至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人数，高达2818万。

他们一度被视为最可怕的“社会炸弹”。可在吴晓波看来，这绝对不公平，工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国家该对他们负什么责任，但国家却没有理由对此袖手旁观。

在研究改革史的过程中，吴晓波了解到，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官员曾经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随后的几年中，他们也一再建言要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账问题，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

《钢的琴》还让吴晓波想起，新世纪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宣告流产。反对者的理由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吴敬琏后来在评论这一问题时，曾经用了8个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一书收录的官方数据显示，2003年辽宁省城镇就业人员有1002.6万，其中240多万未参保的就业人员以下岗职工为主。这一年年末，全省私营、个体参保人数仅为33.4万。

作为知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坦言，中国经济学界没有谁在持续关注这个群体。

就在去年，吴晓波在参加一个论坛时遇到了一位当年反对2万亿元划拨社保计划的著名智囊、经济学家。

吴晓波问他，已经过去了10年，“对当时的决定有什么反思吗？”

智囊一边吃饭，一边淡淡地回答，“不是都过去了嘛。”

“这一代人就这样被遗弃了。”说到这里，吴晓波的语气变重了，“我们今天正在享受的成果，是以消灭了一代40到60岁间的产业工人为代价的，他们彻底牺牲了自己的职业生命。一个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人本是第一位的，改革最关键不是保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

张猛想做的，是以电影的方式重现那个年代，“讲一个亲情外壳下，失落的阶级的故事”。

在夏夜沈阳的酒桌上，一个48岁的企业家拍着张猛的肩膀说：“开始我没想到我能爱看这片子，可是结果，我看了两遍，太现实了。”

与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中年人一样，他曾经也是一名工人。然后，“咔嚓一下，下岗了”。就连《钢的琴》里那个像鼓号队一般的草台班子都能勾起他的回忆，那时，厂子里曾经的文艺骨干全出去“干小乐队”了，马路上走几步就能碰见一支。

“你问我那时的人什么感觉？”企业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没有组织了，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人们在这个酒桌上想起了十几年前的故事。同在一个厂子的一家成年人全都下岗，年幼的女儿吵着想吃块肉，健壮的父亲想不出一点办法，他磨蹭到猪肉档的前面，狠狠地拽下来一块肉，撒腿就跑。最终他被警察逮捕，入狱改造。

这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那只是当时2818万下岗工人中极其普通的一个父亲。并没有人愿意来记录这些事情，评论者发现，有人在写更为遥远的知青史，却很少有人愿意向10年前回头，看看曾经的下岗工人。

在郭于华和她的同事看来，下岗工人们有着“紊乱的生命历程”。最准确但揪心的定位是：“刚生下来就挨饿，该上学就停课，该毕业就下乡，该工作就下岗。”

郭于华察觉到，当时社会上甚至存在着“把这茬人耗过去就算了”的心理。“这些人为整个社会承担了代价，有些遗憾现在已经无法弥补，那就更不应该被忽略和忘记。”她一字一句地说道。

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国有企业”。如今，吴晓波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起，从这一年开始直到2003年，在这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断涌现。

可工人们却来不及去感受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新鲜感”。

1993年的广东，“下岗”第一次出现在工人们的字典里，这些工厂曾经的主人公们再不能与工厂“共存亡”了。在很多城市中，工人与工厂之间的联系像是被一把刀子切开，按照张猛的说法，人们找不到究竟是在哪一个历史节点，成批的工人被工厂弃之门外。但很快，2000余万名失业者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当时沈阳市中心的八一公园内，出现了一种最新的职业——“陪谈”。从事这个工作的大多是下岗女工，她们陪公园里的老人谈些“闲磕”，再陪着流点泪，并收取一点费用。

有人以烧锅炉和捡破烂为生，一个月只花几十元钱。有人在街上卖芸豆，可一天下来，只挣到了可怜的一角钱。一个49岁的下岗职工扛着一把钳子到马路上等活，有时，几天下去，“一分钱都没有”。

《钢的琴》中陈桂林想要买一架钢琴，无疑是最最奢侈的行为了，实际上，他只能吹着“三套车”和“步步高”参加红白喜事，换取微薄的收入。

在曾经气派的工人村里，一楼住户的窗户都敞开着，里面陈列着用以出售的食品和小百货，甚至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而二楼的住户就硬是从楼上甩下一根电话线来，支起公用电话。

2002年的调研中，吴晓波听当地人提起，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们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个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可他们并不是些天生的弱者。在郭于华看来，他们的弱，“与其说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这些人是在为整个社会承担代价。”

只有少数人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做回了老本行。上个世纪90年代，张猛在老家铁岭发现了一个钢材市场。在这个不大的市场中，各个工种的下岗工人分别开起了小摊子，车、钳、铣、铆、钉、焊，一个摊子就像一个车间，你所能想到的工厂里该有的一切，这里都有。

这就是《钢的琴》最初的灵感来源。这些“独立手工作坊”将下岗的工人们聚集起来，他们想要回到集体中去，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别样的链条式工厂”。

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看啊

就连常年居住在沈阳的张猛也说不清，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个曾经被戏称为“一座城市两层皮”的重工业城市，都市化进程几乎已经完成。在铁西区，房地产商将极具诱惑力的句子写在巨大的广告板上，希望为尊贵的客户“启幕一场格调生活”。

尽管这里宽阔的马路仍然有着“建设”、“保工”、“卫工”一类的名字，但当汽车驶入这个曾经在国家战略中占据显赫位置的重工业区时，烟囱大多已经不见了，厂区原有的景象包括运送煤炭的火车也在逐渐减少。

这里是铁西区，房地产商人的新宠。地铁站和大型家居商场“宜家”成为了这个老区的新主题。曾经的机床厂、制药厂、纺织厂、鼓风机厂已经变为“巴塞罗那晶座”等名字里满是欧洲风情的崭新楼盘。

张猛发现，“铁西现在和所有的城市都一样”。他在这里甚至找不到拍《钢的琴》所需要的一座工厂，最后不得不前往鞍山红旗拖拉机厂。

在一处已被废弃近10年的车间里，女主角秦海璐感觉自己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厚厚的灰，踩上去松松软软的，每个车间里都长出了树，老高老高的，有的树竟然还开了花”。

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不少在岗工人。摄制组在市区取景期间，有一次挡住了工人回家的路，双方起了肢体冲突。“这个傻×，拍工人阶级，有病啊，谁他妈看啊！”当时工人们这么骂道。

但还是有很多曾经在厂区里度过童年的人能从《钢的琴》中找到共鸣。电影中饰演专职混混“胖头”的刘谦，实际是个1982年出生的年轻人，他的母亲是一名工人，工厂的院子曾是他童年时最好的游乐场，“地上好多废铁，杂草丛生，我们爬到树上去摘果子，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吃”。

秦海璐在营口的国营氧气厂长大。母亲值夜班的时候，工友们会轮流哄着她睡觉，如果没人陪，她的哭声就会“震惊整个厂区宿舍”。直到今天，厂区留给秦海璐的记忆仍然鲜明，进入厂门的那条大道笔直宽阔。就在她家附近，氧气包堆成了小山，她和小伙伴们喜欢在空氧气瓶上踩来踩去。

一个工人的儿子看过电影后甚至想起，自己曾经多么地“迷恋机油味”。北京的一个记者，母亲曾是北京医用压缩机厂的工人，年幼的她常常在厂子里烧酒精炉，还在地里挖鬼子姜，带回家制成咸菜。

这样的生活大概在1998年前后就结束了。当《钢的琴》放映结束、灯光缓缓亮起时，那个年轻的记者忍不住哭了出来，“看到他们开始做钢琴那种专注的神情、熟练的动作，完全变成了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们现在的生活中已经很少能获得这种尊严了。这样的劳动他们以前重复过千百次，但这是最后一次了，他们可以造出一架钢的琴，可却再也造不出那个辉煌的过去了。”

然而相比之下，那些曾经把青春、爱情、婚姻和事业通通交给工厂的中年人们，却显得平静许多。

老杨现在是沈阳铸造博物馆的一名保安。这个始建于1939年的大厂曾是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年产量达38500吨。2007年，铸造厂浇铸完最后一炉铁水，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的第一车间被保留下来成为铸造博物馆。

30多年前，老杨接父亲的班进入工厂，成为开车床的一把好手。2002年，他下岗了。如今他的工作十分简单——看守着这个博物馆，并提醒路过的游客，2013年以前这里并不接受参观。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业，进厂不就是要大干一番事业嘛。”回忆当时的情景，老杨搓着手，表情显得很平静。他没什么怨言，“咱们对这个社会不懂啊”。

工厂向他提出，用每年500元的价格买断工龄。老杨不想轻易地取走这笔钱，工厂的人对他说，“你都给厂子贡献20多年了，要是不拿，白贡献了。”

听完这话，老杨拿走了用20多年工龄换回的1万多元钱，从此“流向了社会”。

当听说有一部电影以下岗工人为主角时，他嘿嘿笑了，表示自己并不会去看，“实在太忙了”。

工人们往往不再愿意提起这段长达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工厂生活。刘谦的母亲曾经在军工厂工作，在看过《钢的琴》后，她并没有对这部电影做出什么评价。平时在家里，她常常和儿子说起短暂的下乡生活，可年头要近得多的工厂里曾经发生的事情，就像被她从记忆里轻轻抹去了。

我们走得太快，是时候该停下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了

在沈阳林立的高楼中，飞驰而过的出租车很有可能错过低矮的工人村。铁西区赞工街的一栋住宅已经被改为“工人村生活馆”，布置还原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工人家庭在这里的生活。一个下午，这个冷清的展馆只接待了3名游客。

马路对面是如今仍有居民的工人村。一些楼已经被重新粉刷，但仍有一栋楼墙体残破不堪，在顶楼又被砌上了第四层、第五层。

这里的几个住户不大愿意谈论过去，“还不就那样，生活总得向前看。”可一个20多年前从菏泽来到这里的三轮车师傅却记得，那时，“这里光跳楼就死了七八个。”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指向不远处，“喏，那边的楼上跳下来过一个老太太，砰一声，我亲眼见的。”

在他手指的方向，那栋楼早就已经被拆迁了。

吴晓波提醒道，这几代曾经创造过“中国最著名的机械装备业基地”的工人，在2004年以后就很少被提及。那一年，国资委成立，产权改革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而下岗工人的问题也在被慢慢稀释，没有解决的“该自己承受的也承受掉了”。

事实是，尽管下岗工人其后大多在社会上找到了新的位置，可从他们身上折射的问题却无法一同离去。在吴晓波看来，中国的改革还在继续推进，“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正本清源，在法理和伦理角度进行反思，那么未来的改革仍将以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为代价。”

而一直在感叹“时代发展太快”的导演张猛，只是想重现这段辉煌过后的没落生活，“毕竟，人不能没回忆，回忆不能没物件儿，工厂的故事不能最后光剩几张破照片镶进相框，摆在家里。”

但是，这部描摹昔日东北的电影，终究未能在沈阳引起太多关注。“这是一部挽歌一样的片子，现在的沈阳还在快速发展，快到他们甚至还来不及停下来看看自己。”张猛说。

然后他皱起了眉头：“我们今天走得太快了，眼下，是时候该停停自己的脚步，等等我们的灵魂。”

最近，诗人北岛在香港书展上做了一次演讲《古老的敌意》。他借用里尔克的诗句“在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是存在着古老的敌意”，借题发挥，认为一个人和他的母语，他的时代，他自己都应该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他尤其批判现在的粉丝文化，认为那是一种小邪教。他说：“写作是孤独的、诚惶诚恐的、如履薄冰的，我看到太多同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沉沦，为金钱、为权力，我为他们痛心。他们被自己打垮，不再和自己较劲，向这个世界投降了。”

在采访了《盗墓笔记》作者南派三叔三个小时之后，我被他的勤奋、高产、幽默、自信打动了。路过书店，我徘徊半晌，最后买了一套汪曾祺……我还是不能任自己坠落到看通俗小说的地步，这是一个人的挣扎，这是最古老的敌意。

和菜头说：“ 昨晚偶然点开手机小说页面，找了一篇最火爆的连载小说看，看了三章就放弃了。每章都在写一些非富即贵的人，每一个主人公都又帅又酷。我实在是见不得一个穷光蛋写富人的苦恼，我更见不得一个太监写情圣的纠缠。”

这种通俗体不仅存在于文学中，而且在思想界也不鲜见。

没有生活，不接地气，整天跟书睡，又不肯静下心来做学问，活在幻象里，又不会写小说，最终写出来的，就是这种影评不像影评、书评不像书评、政论不像政论、小品文不像小品文的四不像的文体。这才是没有鸡的心灵鸡汤。对这样的文体，理应也要保持古老的敌意。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新词包括大海、高速 公路、远足旅行……大海是一种皮质沙发，当你累了，你可以说，我要坐在大海上休息。高速公路是一阵强烈的风。远足旅行则是一种坚硬的材 料……”这是电影《狗牙》的开场白，《狗牙》是2009年的一部希腊电影。这个电影说的可不是现代诗歌的创作，它讲的是一个奇特的封闭家 庭，但这个家庭有着极权主义的全部秘密。

父母用高墙把房子给围了起来。他们反复告诉三个已近成年的孩子，高墙外面的世界凶险残暴，只有高墙里才安全幸福。他们还告诉孩子， 只有开车才能出门，而要学习开车，必须等到他 们的“狗牙”掉落。他们家没有网络报纸，没有 电视广播，没有任何关于外界的信息。孩子们在安静的房子里日复一日地玩着单调的游戏，当一 只野猫闯入庭院，儿子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这个不 速之客，父亲夸他干得漂亮：“猫，是一种及其 残忍的动物，专门以吃人为生。”

在这个父亲的治理术中，有暴力——孩子们 经常挨打挨骂；有洗脑——录音机播放的永远 是“爱家主义”宣传；有贿赂——父亲给孩子们 买好吃好玩的，甚至定期给儿子送来性伙伴预防他逃跑……总之，父亲实施的是“教科书式”的极权统治。在这个统治模式里，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对语言的改造。

大海是多么危险的事物。它蔚蓝，辽阔，深不可测，唤起孩子们的憧憬，简直是亚当夏娃面前的那只苹果。而沙发多么安全舒适，它上面只能坐着昏昏沉沉的屁股。于是大海被定义成皮质 沙发。当所有深不可测的都被定义成安全舒适 的，神奇的都被定义成平淡的，飞驰的被定义成 呆滞的，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就成了一个“脱 敏”的世界。儿子从妓女那听说一个新 词“鬼”，他问“什么是鬼”，妈妈面无表情地 说，鬼是一种很小的黄色的花。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 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多年的教育之后，一提起“农民起义”，我就想起了“可歌可泣”，一说到“地主”，我就想到了“剥削”，一说 到“国民党”，就想起“三座大山”……成年以后我知道历史并非如此非黑即白，但这些被“加 工”过的词汇在意识深处留下的情绪反射却经久 不去。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 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1984》 里，大洋国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叫做“新话”。赛麦是大洋国的字典编辑，他兴奋地告诉主角温斯顿，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在逐年缩小的语言。“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 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 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让反动思想不可能找到词语来表达，这可真是一个控制思想的绝招，几乎相当于想吃椰子就 是找不到砍刀，想烧水就是找不到容器。你想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对不起，世上并没有“锁链”这个字眼。“失去的只有枷锁”？对不起，世上也没有“枷锁”这个词。镣铐？查无此词。绳索？查无此词。紧箍咒？这是 什么东西？……好吧，让你闹革命，无产阶级失去的全都是面包。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变得越来越贫乏。极端的例子就是文革大字报体，全 都是“打倒”、“万岁”、“毒草”、“怒 火”这样干瘪的词汇，汉语从从一个水美草丰的 田野变成不毛之地。郭沫若给江青写道：“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 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甚至老舍也写 过“万岁万岁万万岁”。即使是极权的反抗者， 也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他只能借用当权者的语 言。遇罗克的《出身论》说的是人人平等的道理，字里行间却充满“捍卫毛主席路线”这样的字眼。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主张直接民 主，但文中处处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 类的八股。他们想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但 是他们能找到的“米”只是最狰狞的词句。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狗牙》里，驯狗师说：“狗可以象泥土一样被塑造”。这样的隐喻真叫人惊恐，但果真如此吗？秋菊不懂得“人 权”这个概念，但是她知道要个“说法”。普通人鲜有使用“民主”这个字眼，但是懂得“商 量”之精神。真实的情感总要找到它的语言出 口，就象有翅膀的东西总想张开它的翅膀。《狗牙》的结尾，大女儿砸掉自己的牙齿，藏在车的 后备箱里逃了出来。有一天，她将穿过高速公路 去远足旅行，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时候，父亲再也不能向她隐瞒这个世界有多么神奇。

尊敬的重庆市法律界各位同仁：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写一封公开信与各位交流一下关于重庆“打黑”的看法。不过考虑到自己在博客等媒体上对于某些事件已经作出过不少评论，担心“说三道四”， 饶舌惹厌，也就作罢了。但是，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在我看来，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作为一个法 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我觉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

促成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1978年， 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乐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刚刚从“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的状态里回 到校园，谈起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生灵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师不禁泪洒讲坛。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所以每个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学这门专 业。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 演。

然而，时过三十多年，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是的，我指的正是已经持续两年多 的“打黑除恶”（当然也包括“唱红”，不过“唱红”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在整个“打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运动式执法和司法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短短八 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 逮捕、起诉和审判。文强案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的。不仅如 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 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 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

在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经荡然无存。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主持审判的付鸣剑法官深知这种当 面质证的重要性，因为你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正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然而合议庭却拒绝了被告方的要求，理由居然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 请各位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没有证人出庭与否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规则？况且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他们提供的书面证词很可能出 自于刑求或其他威逼利诱，必须通过面对面的核查印证，才能让李庄究竟是否唆使相关人员做伪证等真相大白。然而，江北区法院——这是我当年大学实习的地方 ——却硬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质证的所谓证词作出了有罪判决。

在该案二审时，出现了极其蹊跷的一幕：李庄由一审绝不认罪到二审时突然完全认罪。我们无力深究这戏剧性转变背后的影响因素，不过当法庭宣布由于李庄的认罪， 将刑期由两年六个月改为一年六个月时，李庄明显表现出受骗后的屈辱和愤怒，他大声说：“我的认罪是假的。希望法庭不要给我按认罪处理，认罪是在重庆公安机 关和检察机关诱导之下进行的”（据“经济观察网”2010年2月9日 报道）。李庄的言辞表明，他仍然没有认罪。这样一来，依据他认罪因而减轻处罚的二审判决就被釜底抽薪了。作为一个公正的法庭，必须立即宣布暂缓作出二审判 决，查清李庄认罪是在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还是确有背后交易导致以认罪换缓刑。无论如何，既然李庄已经明确地拒绝认罪，二审合议庭需要在这一新情况出现之 后作出新的判决。如果法官们确认一审所认定事实无误，那么就应该改为维持原判，而不是减轻处罚。当然，如果存在着警方和检察机关诱骗认罪的情节，法院也需 要追究相关人员妨碍司法的罪责。但是，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却任由法警将正在怒吼的李庄拖出法庭，对于合议庭依据虚假认罪基础上的判决无动于衷。这又是 为什么？

看得出来，围绕着李庄案的审判，重庆方面做足了“功课”。法学界也无法置身事外。庭审现场，有学者应邀旁听。12月30日 的庭审持续到凌晨一点多。接近尾声时，在法庭楼上的一间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到庭审现场的会议室里，“有关部门”连夜召开法学专家座谈会。“有关部门”是哪 个部门？深夜被叫来参加座谈会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梅传强告诉《南方周末》，是重庆市政法委召集的。第二天，《重庆日报》便刊出了庭审纪实和学者们力挺这次 审判、批驳李庄及其律师在庭审中所提出各项质疑的发言摘要。基层法院的一次审判，直辖市的政法委亲自主导，星夜召集学者座谈，市委机关报第一时间为之造 势。面对这一切，若还有人相信这样的审判以及后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的二审有一丝丝审判独立、程序正义的意味，那实在是天真到可笑的程度了。

问题在于，假如没有法律界的配合，这一出出司法闹剧又如何可以顺利上演？参与者也许会辩解说，在目前的体制下，个人即便内心有疑问甚至抵触，但是你如何抗拒 这种压倒性的支配力量？诚然，这是一件十分纠结的难题。但是，在消极顺从与积极迎逢之间还是有着清晰的界限。某些受过严格法律训练的检察官那种罔顾法律概 念，创造性地为一些非法行为背书的行为，实在令人齿寒，也可以说是法律教育失败的象征。

这里还要特别表达对于重庆法学界某些学者的失望之情。如果说实务界由于身份困难而不得不听命于上峰的话，学者们却完全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独立性。对于践踏法 治准则的行为，也许你不愿意发表直率的批评，但至少还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世界不少国家的法律史表明，在维护法治基本准则方面，法律学界都承担着为实务界提 供理论和知识后援的使命，同时也肩负着耶林所谓“为法律而斗争”的神圣义务。面对干预司法独立、违反法律程序、损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学术界需要作出 清晰而坚定的批评和抵制。但遗憾的是，一些学界同仁不此之图，反而在一审判决尚未作出的时候，就在官方报纸上集体合唱，发表对于五个程序事项一边倒的言 论。你们可以看一下随后网络上各方人士如何评论，给学界尤其是西南政法大学带来了怎样的声誉损害。我不明白，促使诸位做这样事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最后，我要对重庆公安局王立军局长说几句话。2010年11月， 你被西南政法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我恰好也是母校的兼职博导（查简历，还获悉你也是北大法学院刑法研究所的研究员，足见我们的缘分不浅），所以这里不 妨做些学者间的交流。虽然只是公安局局长，但由于重庆当局将“打黑”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你的角色就特别凸显，可谓举足轻重。对于你主导的这场雷霆万钧的 运动，我颇有一些担心。一是指导思想上如果存有净化社会的观念，结果可能是危险的。人性总有某些无从改变的特性，一个健康的社会也许只能对于某些人性的弱 点采取容忍的态度。况且秩序与自由有着内在的紧张，过于重视秩序，未免偏于一端，令自由受到减损。

第二，尽管我们都痛恨黑社会，也赞成以法律制裁这类犯罪行为，不过还是要看到，黑社会在重庆能够发展到你们喜欢声称的那种可怕程度，那一定是我们的“白社 会”出了严重问题。例如司法不彰，企业界只好依赖法外手段保证交易安全。打黑固然必要，但治本之策却是健全政府依法行政和司法正义的相关制度。

第三，假如政府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使用非法手段，例如刑讯逼供，剥夺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甚至让那些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提心吊胆，朝不虑夕，势必会带来严 重的后患。政府用非法手段打击犯罪令人产生某种不好的感觉，那就是“以黑制黑”，强权即公理。而且，过于严厉的惩罚损害了人们的平等预期，对国家心存怨恨 的已决犯亲属以及将来出狱的人们将形成一股可怕的反社会力量。多年来，很多非常恶性的犯罪的作案者都是此前“严打”中受到过于严厉打击的刑满释放者。你从 事公安工作多年，对此一定有比我更多的了解。

第四，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 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 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各位同仁，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时时会想到死亡这件事。虽然相关数据没有全部公布，不过自从“打黑”以来，文强之外，在重庆还有不少人被判处死刑。人都不免 一死，由国家公权力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是很重大的事情。在网上看到你们的城市组织市民唱“红歌”的图片，真是红旗招展，满目赤色。旗帜的颜色也是血液的 颜色。“唱红”与“打黑”两者行为都以同样的颜色铺陈渲染，令人不禁产生复杂的联想。不过，无论是权倾一时者，还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亡的。那 些死刑犯不过比活着的人早走一些时日。砍头和枪杀都会留下可怕的伤痕，不过，那却是一种无需治疗的创伤。古希腊伟大的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对此看得很清楚，容 我把他的诗句作为这封信的结语吧：

等冥王注定的命运一露面，

那时候，没有婚歌、弦乐和舞蹈，

死神终于来到了。

一个人最好不要出生；

一旦出生了，求其次，

是从何处来，尽快回到何处去。

等他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

什么苦难他能避免？

嫉妒、决裂、争吵、战斗、残杀接踵而来。

最后，那可恨的老年时期到了，

衰老病弱，无亲无友。

愿各位幸福，并致法治的敬礼！

2011年4月12日

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乃天不弃此优秀众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震荡。遂一举而推覆异族之专制，光复祖宗之故业，又能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无如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五年已变为洪宪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今民国之名已定矣。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而革命之功亦以之而毕矣。此后顾名思义，循名课实，以完成革命志士之志，而造成一纯粹民国者，则国民之责也。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然则何为而可？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学者必曰「非专制不可」。不知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自西学之东来也，玄妙如宗教、哲学，奥衍如天、算、理、化，资治如政治、经济，寿世如医药、卫生，实用如农、工、商、兵，博雅如历史、文艺，无不各有专书，而独于浅近需要之议学则尚阙如，诚为吾国人群社会之一大缺憾也。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群团体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

西国议学之书不知其几千百家也，而其流行常见者亦不下百数十种，然皆陈陈相因，大同小异。此书所取材者，不过数种，而尤以沙德氏之书为最多，以其显浅易明，便于初学，而适于吾国人也。此书条分缕析，应有尽有，已全括议学之妙用矣。自合议制度始于英国，而流布于欧美各国，以至于今，数百年来之经验习惯可于此书一朝而得之矣。

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若以流览诵读而治此书，则必味如嚼蜡，终无所得。若以习练演试而治此书，则将如嚼蔗，渐入佳境。一旦贯通，则会议之妙用，可全然领略矣。

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而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校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

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语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四万万同胞行哉勉之！

民国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孙文序于上海

         你已经听过许多苹果公司创办人乔布斯的故事, 但是请耐心再听一个。这是乔布斯这辈子“最后一位上司”诉说关于他的故事。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Paul Jobs), “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之一, 1985年获得了由里根总统授予的国家级技术勋章; 1997年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同年被评为最成功的管理者, 是声名显赫的“计算机狂人”。2009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这十年美国最佳CEO, 同年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之一。
　　1983年, 百事可乐前CEO史卡利(John Sculley), 被延揽到苹果出任CEO, 他因而成为乔布斯这辈子最后一位上司。史卡利在苹果CEO的位子上坐了十年, 日前他接受专门讨论苹果的网站专访, 畅谈他眼中的乔布斯。十月底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将内容节录刊出。
　　史卡利认为, 乔布斯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学。乔布斯热爱美丽的产品, 尤其是硬件。他的观察永远是从使用者的经验开始, 设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乔布斯的方法跟其它人不同的地方在于, 他认为最重要的决定, 不是决定要做什么, 而是决定不要做什么。
　　乔布斯是极简主义的信徒。史卡利曾经去过当时不到三十岁的乔布斯家, 屋里只有一张爱因斯坦的照片、一盏Tiffany桌灯、一把椅子和一张床。(在Diana Walker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中可见一斑) 他几乎没有什么家具, 但是仅有的几项都是谨慎的选择。

　　这种思考延伸到苹果产品上, 乔布斯喜欢一直拿掉东西, 简化复杂。史卡利强调, 不是简单, 而是简化。很多公司搞混了两者, 推出的是简单无聊的产品, 结果像超市里放了太久的蔬菜, 没有人想要走近去看去买。简单的产品跟乔布斯简化的产品, 卖相不同, 结果也不同。
　　日本索尼公司(Sony)创办人盛田昭夫(Akio Morita), 是乔布斯心中的超级英雄。史卡利跟乔布斯曾去参观索尼的工厂, 工厂里的人员依照部门与功能的不同, 穿着不同颜色的制服, 而且整个厂区一尘不染, 看得出来工厂有很完整的规划。
　　索尼的随身听上市时, 盛田昭夫各寄给他们两人一台。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新鲜产品。史卡利回忆, 乔布斯立刻拆解随身听, 仔仔细细地检视每个零件, 观察它们如何拼装运作。
　　乔布斯着迷于索尼优雅完美的工厂和产品, 这些事情都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苹果的工厂就跟早期的索尼工厂一样, 史卡利说: “乔布斯不想要成为IBM, 他不想要成为微软, 他想要成为索尼。”简言之, 对乔布斯而言, 所有东西都是设计。
　　一直到今天, 苹果都是以设计挂帅。史卡利谈到, 去年他有一个朋友, 在一天之内先后到苹果和微软开会。在微软, 会议全程没有任何设计人员参与, 一堆与会的技术人员, 讲着自己的想法应该加进产品设计里面。
　　到苹果开会的情况正好相反。设计人员一走进会议室,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是全公司最受尊敬的人。只有在苹果, 设计师的直属上司会是CEO。

敬爱的杨恒均先生：

您好！我是一名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非常高兴有机会能与您直接沟通。从三年前赴英国读本科起，我就一直关注着您的博客，每读一篇都觉得醍醐灌顶。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相信有很多人也跟我一样，都在考虑这个关乎个人发展方向的问题：年轻人到底应不应该从政？

很多人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体制化”。许多善良的年轻人，之所以对这个体制产生排斥，归根结底是因为害怕最终也逃不掉被“体制化”的命运。但是，台湾监察院长王建煊曾经说过一句话：“好人一定要从政”。一个坏制度，会把好人变成坏人；但一个坏的制度，只有更多的好人加入，才有改变的可能。有改革意识的青年是社会变革的希望。到底是“入世”还是不入，对我们而言，成了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再进一步说，哪些人才适合去从政？我们年轻人到底应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做些什么？

希望杨先生为我们指点迷津。谢谢您！最后，祝杨先生全家幸福！

此致

敬礼！

黄超

黄超同学，你好。谢谢你的祝福。

你有一句话说得太对了，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向我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我是否应该从政?毕业后是否要考公务员？我会不会被体制化？还有：进入体制后，我能否驾驭体制、改变体制，而既不被体制化，也不被体制变边缘化？……每次看到这样的问题，我都很高兴同学们在思考体制与个人的时候，并不都是从我能够进入体制掌握一些权力换取一些金钱出发的。可我却一次也没有能够对这些问题说“Yes”或者“No”。我不但没有同学们想听到的答案，反而在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想去问提问者更多问题。

当公务员不等于从政

我应该首先跟你解释一下不同体制中关于“从政”的不同定义。在西方，从政者就是指国家最高领导人、各地民选领导人与议会议员，他们才是“搞政治”的，被称为政治家或政客。一般公务人员则不能称为从政的人。而在中国，行政单位中的一把手几乎都是从公务员中挑选的，公务员一般就被认为是搞政治的，“从政”的人选被限制了，“从政”的人群却被扩大了。在西方国家，当公务员和做公司职员差不多，不同的是公务员的工资相对较低但稳定，福利比较有保障。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有想法的青年，尤其是那些想自己创业、想发财致富的人，都不会选择进入“体制”。真正发财致富的那些人很少是“体制内”的，也没有几个是从“体制”里下海经商赚钱的。说实话，我在美国和澳洲工作时，几乎没有当“公务员”的朋友，因为他们太闷了，只知道服从，没什么创新精神，也没啥意思。

弄清了这个区别，我们再来看你的问题，你问的年轻人应不应该从政，大概是指是否要去当公务员吧？因为如果在西方，你要想从政的话，不一定要去当公务员，美国总统和议员有几个是从公务员做起的？他们有些一开始是商人，或者律师等专业人士，然后就去竞选议员或者州长了。目前在中国从政的途径却只有一种，就是进入体制，当公务员。

从政后能做什么

当路径几乎只有这一条时，你就没有多少选择了。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哪些人适合从政，以及从政后能够做些什么。

我是从体制内出来的，我深深体会到，要想在体制内有所成就，要想比较快地升迁到较高的位置，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被“体制化”，至少假装到体制也以为你已经被“体制化”了。

看到这里的青年朋友一定很吃惊，我是想告诉你们，我们面对的这个“体制”和你理想的差距；以及作为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在它面前是如何脆弱。很多刚刚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对我说：我发现自己的领导非常有问题，也发现了一些体制的漏洞，甚至不久就发现这个体制是如何欺负体制外的普通百姓的，还掌握了证据呢……他们来征询我的意见，是否要直面体制的漏洞，是否要把问题捅出去，是否要向有关纪律检查部门反映情况，甚至去媒体当英雄……

这样的问题常常折磨我啊，按照我一直向青年们传输的价值理念，按照我个人的追求，如果我不是那么虚伪的人，我当然应该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吧，该出手时就出手，不管那个贪污腐败的是你的领导还是同事，都不能让他们再犯错误，再让国家和民众受损失。”

可是，以我个人的经验，除非我一呼百应，全国的公务员都“从善如流”，否则，就这些向我提问的年轻人的能力与地位来说，他站出来，不但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他的领导和同事将会对他另眼相看，立即把他打入另册，“永不重用”，这个“体制”不可能给你机会让你破坏它。这样的结果，在一个体制强大到控制了整个社会并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国家，对青年人意味着什么，不用我多说了，我“还害了他”，甚至“毁了他”。

也许有人会对我上面这句“站出来起不了什么作用”提出疑问，认为这句话不道德，是鼓励年轻人犬儒化，是言行不一。我请你理解一下我的心情，我就是从那个体制里出来的，可以说是冲破了那个体制，对那个体制的缺陷毫不留情地批评。可是，我们这些人付出的代价，何尝是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够付出的？

好人一定要从政

现在你看到了我的矛盾心理，也知道我为什么总是无法明确回答青年人这方面提问的原因了。我非常赞同你提到的“好人一定要从政”的说法，我还加上一句，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人一定要从政，尤其需要他们在中国从政，因为中国的政治更需要他们去改善，改良与改变。

要想让政治变得好一点，要想让体制更有人情味，能为民所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站出来，贡献自己的汗水、智慧与批评。可是对于每一个人，这个体制所拥有的那些不受限制的权力以及贪污腐败的机会，恐怕比硫酸更能够腐蚀一个人心中的理想与抱负。我相信当今政坛上相当多人，都曾经充满理想，抱着要改变体制的心思去从政，甚至也曾经给当时的某个“杨恒均”写过信。结果如何呢？我们看到这个体制在以流水线的速度改变着“从政的人们”，吞噬着青年人，还有我们的良知……

黄超同学，你知道，每年看到有那么多人报考公务员（今年竟然高达140万人排队，创造了世界纪录），期盼挤进“体制”，几乎达到疯狂的时候，我心里都有异样的冲动，我想走上去问这些青年人，你们为什么要去“从政”？

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会是：这个工作比较稳定，也有不错的收入。我认为这个答案无可非议。还有些人也许不会回答我，他们心里却很清楚：去从政，去攫取权力，可以给自己带来财富与荣誉……这个无声的答案也无可非议，但他们应该记住，那种能够为个人攫取财富与荣耀的“体制”不会持续太久，而且，中国当今的体制改革，也越来越让那些靠体制发财致富的人不那么自在，再机上体制外的力量越来越强，公民意识逐渐觉醒，靠“从政”而致富会越来越危险，把陈水扁这样的大贪污犯送进监牢里的时代也许并不那么遥远。

当然，我也愿意相信，还有为数不少的青年人，怀抱着崇高的理想，走进公务员队伍，我祝福他们在被彻底“体制化”或者“边缘化”之前，能够像潜伏的特工那样，出污泥而不染，最终反而可以在重要岗位上力挽狂澜，有所作为，为体制的变革做出贡献，成为人民英雄。我赞成你信中的主张：“好人一定要从政”，让从政的年轻人中，“多一些理想主义者，少一些功利主义者。有着改革意识的青年，会是社会变革的希望”……

可你知道，我还是无法用“Yes”或者“No”来回答你的提问。因为答案都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底深处，如果一定要说句什么话来祝福你，也祝福我们的国家，我想说的是：当你考取公务员，当你决定“从政”的时候，请记住你当初的理想与追求，还有你曾经对“杨恒均”们说过的话……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的时候，最先奔走相告的也许是檀香山牧场里的一群牛。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这样讲：1984年，甲午海战惨败，对国人的刺激前所未有，孙中山正是在那一年，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在那之前，他的哥哥孙眉对闹革命一直持反对态度。兴中会成立的时候，会员费每人5元，会股银每股10元，除孙眉认购200元，其他人认购并不积极，而孙中山急着回国搞广州起义。于是孙眉开始卖牛，以每头牛六七块的价格，卖了一批牛，凑足2000美元。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从日本又回到檀香山，文化程度不高的孙眉一旦认准了革命，就有百折不回的气概，他鼓励弟弟“不必气馁，再接再厉。”190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军用债券，孙眉的生意几经折腾已元气大伤，于是他又开始卖牛，变卖了一千头牛认购孙中山的“非法集资”，孙中山又筹得几万元饷款，回国继续策划起义。

孙眉愁眉苦脸卖牛的情节让我忍俊不禁，想象得到他跟自己牛依依惜别的样子。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不公平，他孙中山成就的伟业之中，也包含着檀香山的牛的血泪。而牧场里的牛们不会慷慨激昂，他们只知道一听见孙中山的脚步就骇而疾走。

如果那些债券能够对兑现，那些牧场里的牛，竟然换回了一个新的中国，这是回报率多高的一项投资？檀香山那个老实巴交农场主，才是当世最伟大的投资家。

革命总会有很多故事，那样讲起来才娓娓动听。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就有攻占巴士地狱，莱克星顿的枪声，阿芙乐尔号的炮响，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等等，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也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武昌起义的爆炸声，如今都成为革命遗迹。但檀香山，这个一千多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划着独木舟踏海而至的地方，在我心目中，应该跟武昌具有同样重的分量。

夏威夷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岛，波利尼西亚人一直在那里过着日子，18世纪末，他们建立了夏威夷王国，首都为檀香山。1894年，一批外来白人举事，废除王位，成立了夏威夷共和国。檀香山因这里的檀香木贸易而得名。1898年，美国吞并了夏威夷。夏威夷急缺劳工，于是到广东招工，孙中山的老乡们开始去檀香山谋生活，这其中就有他的哥哥孙眉。

那时候出海谋生完全靠碰运气，倒霉的葬身大海或病殁他乡，但孙眉成功了，他向檀香山当地政府领了一块地开垦，后来竟成为当地首富，被当地人尊称为茂宜王。政府又委托孙眉招华人去岛上开垦，大批乡人 涌向夏威夷，12岁的孙中山也登上海轮，“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说檀香山是孙中山的革命策源地一点都不为过，如果没有檀香山这段经历，就不会有历史上那个孙中山。他在那里接受美式教育，张开了看世界的眼睛，后来他在檀香山发动革命，并得到当地华侨钱财和人力的资助，当革命失败后，他又回到檀香山重整旗鼓，他还在那里加入洪门组织，让海内外会党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那个不大的岛屿，是孙中山闹革命时随时补充给养的航空母舰。

夏威夷有六个孙中山铜像，最近的一个是2007年设立，在檀香山的比瑟尔街与酒店街路口的中国城口公园，13岁的“孙中山”着长衫戴瓜皮帽，腋下夹着一本书正匆匆前行。当地报纸曾说，“来时；他是一个男孩；去时，他成为一名领袖。”

这句话当然是夸张的礼赞，不过少年孙中山在本地确实学业打进，上学时他还不会一句英文，三年后毕业时，他已经成为第一名，并且由夏威夷王亲自颁发毕业证书。这让没啥学问的哥哥孙眉欣喜若狂，激动之下他甚至拨出一部分家产转给孙中山。这份财产在孙中山撕了他的关帝画像，并准备加入基督教的时候又被收了回去，当然，后来正式造反时，这份财产又都给了孙中山，连带孙眉几乎所有的家产。孙中山的辫子是在檀香山剪掉的。
  1894年，孙中山跑到檀香山，对哥哥说自己要造反，推翻清朝的统治。兄弟俩在这一点倒志向相投，孙眉划出一部分财产作为革命经费，还写信给亲友，希望他们支持孙中山的事业。但是应者寥寥，孙中山就奔走在檀香山的各个牧场、商店、农家，一个多月的时间，发动了20多名华侨，与11月24日在一户人家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会员有香山三乡籍人何宽、石岐北台村人杨著昆、南朗安定村人程蔚南、三乡西山村人钟工宇、南朗翠亨村人陆灿，以及陈南、刘寿、刘卓、卓海等，这些农场主、银行经理、打工仔们在一起，除了通过《兴中会章程》，还像当时的社团组织一样，搞了个宣誓仪式，甚至用上了“倘有贰心，神明鉴察”这样的行话。

那一年，孙中山才28岁。

当年起事的那些人，还有谁记得他们的名字？各种奇形怪状的人扎着辫子或散开头发，聚于密室对天发誓的场景，并不像南湖船上的中共一大那样气象庄严，煞有介事，那都是有主义的人，都知道赤色革命必将遍布神州的道理。而檀香山一间小屋里的广东乡人，则更像一群乌合之众，让人想起电影《十月围城》的谢霆锋和巴特尔，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革命什么的跟他们关系并不大，但他们受孙中山的感召，也一腔热血地参加并付出自己的所有，特别让我感到可亲可敬。其实很多革命的开头，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
  中国几乎所有的社团组织都发源于天地会，广东人很抱团，也讲义气，尤其出海闯荡的时候，更需要互相扶助，于是会党社团在檀香山、旧金山等华人聚居的地方，拥有非常大的势力。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与海内外会党密不可分，1903年，孙中山已经是国内两广两湖洪门三合会、哥老会的共龙头，为了团结海外会党，同年孙中山又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被封为檀香山致分堂“洪棍”，是内八堂当家大爷之一。这样，孙中山在洪门的资格就相当高了，也得到了美洲洪门总会的支持，他们总共捐款21万美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有这样的背景，后来蒋介石拜青帮大龙头黄金荣为师父，就根本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孙中山的哥们黄兴，也是湘鄂边境哥老会的龙头，曾经率领帮会1904年发动长沙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帮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时的帮会，还是颇有情怀的，如果著者有心，甚至写一部《帮会革命史》。

檀香山也是康有为梁启超战斗过的地方。1898年，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的维新党人提出合作的建议，第二年，梁启超打着孙中山的旗号，跑到檀香山找到孙眉，向他宣传保皇会的主张，说这个主张跟孙中山的是一个路线。结果老实人孙眉被梁启超给蒙了，发动多数兴中会成员加入保皇会，并前后捐款10万元经费。孙中山闻听大怒，赶往檀香山发表演说，孙眉如梦方醒知道上了当，差点坏了弟弟的大事。几年后，康有为的追随者徐勤在新加坡鼓吹保皇，谩骂革命，孙眉带了几十人赶到会场，把徐勤打得提着鞋子逃出会场。

在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上，孙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以一个中国式兄长的形象，颇有些喜剧地支持着孙中山的事业，这位檀香山“土著”，从此在辛亥革命中留下了一笔。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眉眼看弟弟成了大总统，他的内心肯定也热乎乎的，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份，于是把想法告诉了蔡元培，这才有了时人推举孙眉当广东省都督的事。结果孙中山不同意，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声明，说孙眉任粤督“决非所宜”，“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悚，何如慎之于始。”他还给哥哥写信，说 “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次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

没有戴上顶戴花翎，孙眉应该会不开心一阵子，但这位为革命散尽家财的老实人，听了弟弟的话，主动放弃了广东省都督的候选人资格。后来孙中山又开始讨袁，孙眉又开始默默地帮弟弟筹措经费。他于1915年2月病逝于澳门。

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地动仪的故事诞生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远——直至1950年代，这个故事中的地动仪才被“制造”出来，并进入教科书中。直到数十年后，它被重新发现与“制造”。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从老师那里听到这个生动的故事：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地动仪，这个地动仪像一个酒樽，内部有一个细长竖直的杆直立在正中间，地震时，这根直杆会倒向地震的方位，击落那个方位的龙首，龙口就会张开，吐出一颗铜丸，正落在下面的铜青蛙的口中，于是观察者就会判断出哪个方位发生了地震。

这个地动仪的故事被当作中国伟大科技发明的典范。但大多数学生，甚至包括讲述这个故事的老师们并不知道，他们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个故事诞生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远——直至1950年代，这个故事中的地动仪才被“制造”出来，并进入教科书中，演变成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 王氏“地动仪”

1934年，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专业的学生王振铎诞生了复原史书中记载的张衡地动仪的念头，他认真地研究了史书的记载，在1936年，画出了第一套自己复原的地动仪模型图稿。这套图纸中，他按照《后汉书·张衡传》中所说“形似酒樽”记载设计了它的外形，但对于内部结构，由于史料中只有区区196 字，语意模糊，他遵从了英国地震学家米尔恩1883年《地震和地球的其他运动》一书中阐述的“悬垂摆”的结构原理。也就是从地动仪的上部垂下来一根摆，用以并判明地震方向，并控制相应机关。

1936年，王振铎在第20期《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名为《汉张衡候风地动仪造法之推测》的文章，并手绘了一套内外结构图样做论文的配图。

毕业后的王振铎担任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张衡地动仪的复原思考，不仅是他个人的爱好，同时也开始了他成长为博物馆学家和古代科技史学家的起点。

王振铎发布论文和内部结构图一年之后，1937年日本地震学家萩原尊礼也发布了他复原的张衡地动仪论文。不同于王振铎，萩原尊礼提出了直立杆原理，也就是在地动仪中间，放置一个倒立的直杆，地震时，直杆倒下，从而触发相应的机关。

中日两国在复原地动仪上的文化争论还没开始，两国之间就爆发了战事，于是，孰是孰非，就没了下文。又过了两年，日本地震学家今村明恒设计的地动仪也问世了，他延用了萩原尊礼的直立杆原理，并在直杆的下面放了三个弹簧，因为了有弹簧的复位工作，其原理近似悬垂摆，但问题是，至今还没有发现东汉应用弹簧的记载。在今村明恒进行的实验中，由于直立杆的倾倒方向与地震射线方向垂直，有悖于史书对地动仪的记载，所以，他就没有做后续研究。

■ 献礼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振铎的新职位是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新中国在诞生之初，为了弘扬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国家要求博物馆复原一批代表古代文明的器物作为陈列和宣传之用。王振铎接到的任务中，包括“四大发明”中的张衡地动仪和司南。

这一次，王振铎否定了自己1936年的设计，根据后汉书中“中有都柱”的记载并借鉴萩原尊礼的直立杆原理，用了一年时间，于1951年设计并复原出1：10比例的木质“张衡地动仪”模型。

那是一个热情沸腾的特殊年代，王振铎复原的“张衡地动仪”概念模型一问世就受到了空前关注。这一肩负着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对古代科技研究和中华文明推广普及任务的模型，成为新中国唯一一件“张衡地动仪”宣传模型。

1952年4月号的《人民画报》对这尊模型的成功复原进行了报道。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王天木，以《伟大的祖国古代科学发明地动仪》为题，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地向读者讲解了地动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这一次王振铎既否定了自己1936年认同的悬垂摆原理，又没有继续今村明恒的弹簧复位原理，而是将悬垂摆变成了倒立的直杆。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王天木的这篇报道清楚地写明：“可惜张衡这一重要发明早就失传了，隋朝时科学家临孝恭尚写有一部《地震铜仪经》，也未能传流下来。”在文章的最后，还用一个段落写道：“这里介绍的这个模型，是我们在1951年设计完成，主要是根据《后汉书·张衡传》的记载，及考古材料而复制的。”

1953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主题为“伟大的发明”的特种邮票，一共四枚，其中特7 4-1是司南、特7 4-2是张衡地动仪、特7 4-3是计里鼓车、特7 4-4是浑天仪。

接下来这尊由王振铎复制的“张衡地动仪”就被编写进入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不同于《人民画报》的是，后来历次修订的教科书中，不再提这是后人根据文献和自己的理解复原的概念模型，一代代教师和学生就这样认为课本上的图片就是当年的张衡地动仪。

王振铎也没有想到，他的一项本职工作在作为新中国献礼后，教育并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木质模型被大多数中国人误以为是不可更改的唯一模型。在中国地方性的博物馆里，王氏模型也被当作文物来仿制和收藏。不仅进入了教材，就连中国地震局也用这部复原模型做了几十年标志，直到近年才取下。

1951年复原的“张衡地动仪”还承担了发展对外友好的使命，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数次走出国门展出。它甚至作为人类文明的化身，被置于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而和它并排展出的，是美国人从月球带回的岩石。

■ 否定的开始

通过各种对外宣传，外国地震学家也误认为王氏模型就是张衡地动仪的原物。从1960年代起，这个地动仪就不断地遭受到地震学界的质疑，这个模型的偏谬和失误在科学实验和理论探索的一步步深入下暴露出来。批评与否定的声音不但对着地动仪，还直冲东汉张衡而来。

从1969年开始，日、美、荷、奥等国地震学界发表了一系列的措辞严厉的论文。1972年，日本学者关野雄用计算否定了直立杆原理，接下来，荷兰的斯莱斯维克、美国人赛维于1983年也提出王氏模型不能成立，并从根本上否定了直立杆原理。

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并极其推崇张衡发明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则发现了1951年模型与史书的记载不太相符。1984年，美国地震学家博尔特院士直接问过他的中国学生——从1966年邢台地震到1976年唐山地震，总是教灾区群众“倒立酒瓶子”的冯锐，“中国人是不是很能喝酒？”在得到冯锐“李白斗酒诗百篇”答复后，大笑着说：“无怪你们的地动仪像个酒桶。”博尔特提出的问题集中在1951年模型身上：“中国目前最流行的地动仪模型工作原理模糊，模型简陋粗糙，机械磨擦大大降低了灵敏度，对地震的反应低于居民的敏感，其作用应予以质疑，而且利用铜丸的掉落方向来确定震中也是不确定的”。

在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古代伟大发明的荣耀之中时，王振铎的老朋友、中国地震学奠基人傅承义院士当面指出了1951年模型的原理性错误。

那是1976年的一天，两位老友聊天的时候谈到了地动仪，傅承义说了一句，房梁下吊块肉都比你那个模型强。在地震学家的世界里，所有悬挂物都是天然验震器。在张衡生活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悬挂器物，出土文物中显示出的编磬、编钟、吊锤、纺线锤和吊桶、吊篮，还有吊肉和房檐上悬挂的鲜鱼，都会成为这种天然的验震器。

比这种当面批评更尴尬的是，在出国展览时，由于没有合理的内部结构，也没有模仿地震的震动台，龙口中的铜丸无法吐下来。一张1988年“张衡地动仪”访问日本奈良时的照片，记录下这样的情景，中方解说在向日本观众讲解地震仪工作状况时，手持一根木棍，木棍捅一下，龙口中的铜丸才会掉到下面青蛙的口中。

■ 重新复原地动仪

1966年，邢台发生地震，冯锐正在京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二年级。这批学生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抗震救灾并印发各种宣传震时逃生的小传单。其中有一条是在房间里倒立一个酒瓶子，如果瓶子倒了，就是地震来了，马上出逃。

这样的“常识”冯锐都不知道传授给了多少人了，直到2002年的一天，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防灾博览》 编辑武玉霞找到他，问他为什么在一篇科普常识中写“地震没地震，抬头看吊灯”，而他早年散发的传单却是教人们倒立酒瓶子？前者的工作原理是验震器的惯性原理、也就是悬垂摆原理，而“倒立酒瓶子”的原理又是什么？

武玉霞的发问正当其时，不久之后，冯锐在国家图书馆买了一本奥地利学者雷立柏的《张衡：科学与宗教》，雷立柏从哲学的角度否定了张衡，同时否定的是中国东汉时期的科学史。他认为，“对张衡地动仪的迷恋正是华夏科学停滞特点的典型表现”。

雷立柏并不了解东汉历史，不知地动仪很可能是毁于东汉后期的战火，所以，用他的观点来解释，地动仪失传的原因，正是因为它不科学、无实用价值，所以根本没有传下去的道理。

武玉霞和雷立柏一个提问，一个质疑，使冯锐开始翻阅那篇用“中有都柱”等196个字来描述张衡地动仪的《后汉书·张衡列传》，专业地震工作者的优势在于，他可以根据“圆径八尺”(八汉尺，一汉尺等于23.5厘米)这个范晔留下的数据，做倒推计算，算出都柱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只能是一个悬垂摆，而无法是一个直立的杆。

科技史学者一般是用建立在数理统计、数理模型上的地震学理论去验证自己的假设。用这套理论，能把各地震台网搜集到的真实震力转为地震波型，再将波型转化为数据。而冯锐却是从数据开始，去倒推出了地动仪的工作原理。当数据与理论吻合时，便证明了悬垂摆的合理性，图纸上的复原可以结束了。

2003年，河南博物院决定在官网上张榜招贤，让张衡的地动仪真正能动，不要再通过人为控制进行“表演”。

于是，冯锐的团队扩大了，文史界的参与，使得“孤”证《后汉书》不再孤立。文史学者在比《后汉书》早的《续汉书》，以及《后汉纪》等七部古籍中找到了更多关于张衡地动仪的记载。196个字的记录，变成了238个字。

通过这些文献，冯锐他们算出了张衡地动仪的高度、悬垂摆长度、震荡频率等。与此同时，课题组调来了陇西地震的历次波形图。通过对波形图的计算，证明张衡的地震仪在公元134年的确测到了陇西的地震。张衡地动仪不再是“传说”和“神话”。

■ 纠偏

复原古代科技模型的几个途径中，文献记载详细并存有实物的，复原出来最为真实；另一种情况是，只有文献记载，但实物早已失传。而王振铎和冯锐共同面对的，都是没有实物参照的问题。

不同的是，王振铎只能通过文献进行单枪匹马的探究。而冯锐由于专业优势，在参阅文献的同时还有地震理论及数理计算来帮助他寻找真相。加上后来成立的课题组，使得冯锐的复原工作进行得更为合乎科学逻辑。

冯锐复原的地动仪于2009年9月初小学开学不久，安装在北京市重点学校史家小学，这家学校的校长黄守圣说，在考试的时候，会要求学生今天按照正确的答案回答，而非教材上要求的那样。

此时，全国中小学教材在讲到地动仪时还是几十年一贯的倒放一根“直立杆”理论。而冯锐已经多次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沟通，最初得到的答复是需要地震局的证明文件，但当看到最新修订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于“张衡地动仪”这一词条已经做出修正，人教社便准备在2010年有所改动。

2009年9月20日，中国科技馆新馆开幕，地动仪在新馆与观众见面，并在震动仪模拟的地震波中进行吐丸的工作。观众可以亲自动手按下按钮，观察在不同波型下地动仪的不同反应——只有横波到来它才吐丸，其他来自纵波的震动，都无法使地动仪有任何反应。这就排除了其它的干扰，如很重的关门、汽车过境的震动、巨大的炮声等。

美籍华裔理论物理学家、国际华人物理学会会长杨炳麟，访华期间听了冯锐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做的报告会后，认为从这部机器上可以看出，张衡应该是最早利用惯性原理的验震的人，这是物理发展史中的里程碑。

2010年1月24日，冯锐接到教育部长袁贵仁的电话，袁贵仁在仔细阅读冯锐修改教科书的建议和相关资料后，原则同意修改“张衡地动仪”这一章节。 2010年秋季教改出台以后，按照教学大纲，“张衡地动仪”已不再是历史课本中的内容。人教版历史课本中已拿掉了这一知识环节。作为对这一错误的补救措施，人教社今后会将新版地动仪的知识加到教师用书中。

2010年开幕的世博会将张衡地动仪新模型列为展品之一，中国政府也将冯氏原理的张衡地动仪，纳入“中国古代机械成就展”这一全球巡展之中。

对于这座再次震动了地震界的“张衡地动仪”，冯锐认为：“只能说它是我们在当前这个时代对张衡的理解”。他希望未来还会有人能够超越，能够更加接近张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