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也，亦世界之至优者也。中华土地，世界之至广者也，亦世界之至富者也。然而以此至大至优之民族，据此至广至富之土地，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之国家者，其故何也？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也。

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乃天不弃此优秀众大之民族。其始也，得欧风美雨之吹沐；其继也，得东邻维新之唤起；其终也，得革命风潮之震荡。遂一举而推覆异族之专制，光复祖宗之故业，又能循世界进化之潮流，而创立中华民国。无如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五年已变为洪宪元年矣！所幸革命之元气未消，新旧两派皆争相反对帝制自为者，而民国乃得中兴。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氏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革命党之誓约曰「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今民国之名已定矣。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而革命之功亦以之而毕矣。此后顾名思义，循名课实，以完成革命志士之志，而造成一纯粹民国者，则国民之责也。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

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然则何为而可？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学者必曰「非专制不可」。不知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自西学之东来也，玄妙如宗教、哲学，奥衍如天、算、理、化，资治如政治、经济，寿世如医药、卫生，实用如农、工、商、兵，博雅如历史、文艺，无不各有专书，而独于浅近需要之议学则尚阙如，诚为吾国人群社会之一大缺憾也。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群团体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

西国议学之书不知其几千百家也，而其流行常见者亦不下百数十种，然皆陈陈相因，大同小异。此书所取材者，不过数种，而尤以沙德氏之书为最多，以其显浅易明，便于初学，而适于吾国人也。此书条分缕析，应有尽有，已全括议学之妙用矣。自合议制度始于英国，而流布于欧美各国，以至于今，数百年来之经验习惯可于此书一朝而得之矣。

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若以流览诵读而治此书，则必味如嚼蜡，终无所得。若以习练演试而治此书，则将如嚼蔗，渐入佳境。一旦贯通，则会议之妙用，可全然领略矣。

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而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校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

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语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四万万同胞行哉勉之！

民国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孙文序于上海

作者：杨恒均

敬爱的杨恒均先生：

您好！我是一名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非常高兴有机会能与您直接沟通。从三年前赴英国读本科起，我就一直关注着您的博客，每读一篇都觉得醍醐灌顶。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您，相信有很多人也跟我一样，都在考虑这个关乎个人发展方向的问题：年轻人到底应不应该从政？

很多人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体制化”。许多善良的年轻人，之所以对这个体制产生排斥，归根结底是因为害怕最终也逃不掉被“体制化”的命运。但是，台湾监察院长王建煊曾经说过一句话：“好人一定要从政”。一个坏制度，会把好人变成坏人；但一个坏的制度，只有更多的好人加入，才有改变的可能。有改革意识的青年是社会变革的希望。到底是“入世”还是不入，对我们而言，成了一个难以决断的问题。再进一步说，哪些人才适合去从政？我们年轻人到底应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做些什么？

希望杨先生为我们指点迷津。谢谢您！最后，祝杨先生全家幸福！

此致

敬礼！

黄超

黄超同学，你好。谢谢你的祝福。

你有一句话说得太对了，确实有很多年轻人向我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我是否应该从政?毕业后是否要考公务员？我会不会被体制化？还有：进入体制后，我能否驾驭体制、改变体制，而既不被体制化，也不被体制变边缘化？……每次看到这样的问题，我都很高兴同学们在思考体制与个人的时候，并不都是从我能够进入体制掌握一些权力换取一些金钱出发的。可我却一次也没有能够对这些问题说“Yes”或者“No”。我不但没有同学们想听到的答案，反而在听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想去问提问者更多问题。

当公务员不等于从政

我应该首先跟你解释一下不同体制中关于“从政”的不同定义。在西方，从政者就是指国家最高领导人、各地民选领导人与议会议员，他们才是“搞政治”的，被称为政治家或政客。一般公务人员则不能称为从政的人。而在中国，行政单位中的一把手几乎都是从公务员中挑选的，公务员一般就被认为是搞政治的，“从政”的人选被限制了，“从政”的人群却被扩大了。在西方国家，当公务员和做公司职员差不多，不同的是公务员的工资相对较低但稳定，福利比较有保障。所以我们看到西方有想法的青年，尤其是那些想自己创业、想发财致富的人，都不会选择进入“体制”。真正发财致富的那些人很少是“体制内”的，也没有几个是从“体制”里下海经商赚钱的。说实话，我在美国和澳洲工作时，几乎没有当“公务员”的朋友，因为他们太闷了，只知道服从，没什么创新精神，也没啥意思。

弄清了这个区别，我们再来看你的问题，你问的年轻人应不应该从政，大概是指是否要去当公务员吧？因为如果在西方，你要想从政的话，不一定要去当公务员，美国总统和议员有几个是从公务员做起的？他们有些一开始是商人，或者律师等专业人士，然后就去竞选议员或者州长了。目前在中国从政的途径却只有一种，就是进入体制，当公务员。

从政后能做什么

当路径几乎只有这一条时，你就没有多少选择了。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哪些人适合从政，以及从政后能够做些什么。

我是从体制内出来的，我深深体会到，要想在体制内有所成就，要想比较快地升迁到较高的位置，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被“体制化”，至少假装到体制也以为你已经被“体制化”了。

看到这里的青年朋友一定很吃惊，我是想告诉你们，我们面对的这个“体制”和你理想的差距；以及作为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在它面前是如何脆弱。很多刚刚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对我说：我发现自己的领导非常有问题，也发现了一些体制的漏洞，甚至不久就发现这个体制是如何欺负体制外的普通百姓的，还掌握了证据呢……他们来征询我的意见，是否要直面体制的漏洞，是否要把问题捅出去，是否要向有关纪律检查部门反映情况，甚至去媒体当英雄……

这样的问题常常折磨我啊，按照我一直向青年们传输的价值理念，按照我个人的追求，如果我不是那么虚伪的人，我当然应该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们：“勇敢地站出来吧，该出手时就出手，不管那个贪污腐败的是你的领导还是同事，都不能让他们再犯错误，再让国家和民众受损失。”

可是，以我个人的经验，除非我一呼百应，全国的公务员都“从善如流”，否则，就这些向我提问的年轻人的能力与地位来说，他站出来，不但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他的领导和同事将会对他另眼相看，立即把他打入另册，“永不重用”，这个“体制”不可能给你机会让你破坏它。这样的结果，在一个体制强大到控制了整个社会并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国家，对青年人意味着什么，不用我多说了，我“还害了他”，甚至“毁了他”。

也许有人会对我上面这句“站出来起不了什么作用”提出疑问，认为这句话不道德，是鼓励年轻人犬儒化，是言行不一。我请你理解一下我的心情，我就是从那个体制里出来的，可以说是冲破了那个体制，对那个体制的缺陷毫不留情地批评。可是，我们这些人付出的代价，何尝是几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够付出的？

好人一定要从政

现在你看到了我的矛盾心理，也知道我为什么总是无法明确回答青年人这方面提问的原因了。我非常赞同你提到的“好人一定要从政”的说法，我还加上一句，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人一定要从政，尤其需要他们在中国从政，因为中国的政治更需要他们去改善，改良与改变。

要想让政治变得好一点，要想让体制更有人情味，能为民所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站出来，贡献自己的汗水、智慧与批评。可是对于每一个人，这个体制所拥有的那些不受限制的权力以及贪污腐败的机会，恐怕比硫酸更能够腐蚀一个人心中的理想与抱负。我相信当今政坛上相当多人，都曾经充满理想，抱着要改变体制的心思去从政，甚至也曾经给当时的某个“杨恒均”写过信。结果如何呢？我们看到这个体制在以流水线的速度改变着“从政的人们”，吞噬着青年人，还有我们的良知……

黄超同学，你知道，每年看到有那么多人报考公务员（今年竟然高达140万人排队，创造了世界纪录），期盼挤进“体制”，几乎达到疯狂的时候，我心里都有异样的冲动，我想走上去问这些青年人，你们为什么要去“从政”？

我想大多数人的回答会是：这个工作比较稳定，也有不错的收入。我认为这个答案无可非议。还有些人也许不会回答我，他们心里却很清楚：去从政，去攫取权力，可以给自己带来财富与荣誉……这个无声的答案也无可非议，但他们应该记住，那种能够为个人攫取财富与荣耀的“体制”不会持续太久，而且，中国当今的体制改革，也越来越让那些靠体制发财致富的人不那么自在，再机上体制外的力量越来越强，公民意识逐渐觉醒，靠“从政”而致富会越来越危险，把陈水扁这样的大贪污犯送进监牢里的时代也许并不那么遥远。

当然，我也愿意相信，还有为数不少的青年人，怀抱着崇高的理想，走进公务员队伍，我祝福他们在被彻底“体制化”或者“边缘化”之前，能够像潜伏的特工那样，出污泥而不染，最终反而可以在重要岗位上力挽狂澜，有所作为，为体制的变革做出贡献，成为人民英雄。我赞成你信中的主张：“好人一定要从政”，让从政的年轻人中，“多一些理想主义者，少一些功利主义者。有着改革意识的青年，会是社会变革的希望”……

可你知道，我还是无法用“Yes”或者“No”来回答你的提问。因为答案都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底深处，如果一定要说句什么话来祝福你，也祝福我们的国家，我想说的是：当你考取公务员，当你决定“从政”的时候，请记住你当初的理想与追求，还有你曾经对“杨恒均”们说过的话……

来源：潘采夫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的时候，最先奔走相告的也许是檀香山牧场里的一群牛。

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这样讲：1984年，甲午海战惨败，对国人的刺激前所未有，孙中山正是在那一年，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在那之前，他的哥哥孙眉对闹革命一直持反对态度。兴中会成立的时候，会员费每人5元，会股银每股10元，除孙眉认购200元，其他人认购并不积极，而孙中山急着回国搞广州起义。于是孙眉开始卖牛，以每头牛六七块的价格，卖了一批牛，凑足2000美元。

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从日本又回到檀香山，文化程度不高的孙眉一旦认准了革命，就有百折不回的气概，他鼓励弟弟“不必气馁，再接再厉。”1904 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行军用债券，孙眉的生意几经折腾已元气大伤，于是他又开始卖牛，变卖了一千头牛认购孙中山的“非法集资”，孙中山又筹得几万元饷款，回国继续策划起义。

孙眉愁眉苦脸卖牛的情节让我忍俊不禁，想象得到他跟自己牛依依惜别的样子。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不公平，他孙中山成就的伟业之中，也包含着檀香山的牛的血泪。而牧场里的牛们不会慷慨激昂，他们只知道一听见孙中山的脚步就骇而疾走。

如果那些债券能够对兑现，那些牧场里的牛，竟然换回了一个新的中国，这是回报率多高的一项投资？檀香山那个老实巴交农场主，才是当世最伟大的投资家。

革命总会有很多故事，那样讲起来才娓娓动听。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就有攻占巴士地狱，莱克星顿的枪声，阿芙乐尔号的炮响，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等等，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也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武昌起义的爆炸声，如今都成为革命遗迹。但檀香山，这个一千多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划着独木舟踏海而至的地方，在我心目中，应该跟武昌具有同样重的分量。

夏威夷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岛，波利尼西亚人一直在那里过着日子，18世纪末，他们建立了夏威夷王国，首都为檀香山。1894年，一批外来白人举事，废除王位，成立了夏威夷共和国。檀香山因这里的檀香木贸易而得名。1898年，美国吞并了夏威夷。夏威夷急缺劳工，于是到广东招工，孙中山的老乡们开始去檀香山谋生活，这其中就有他的哥哥孙眉。

那时候出海谋生完全靠碰运气，倒霉的葬身大海或病殁他乡，但孙眉成功了，他向檀香山当地政府领了一块地开垦，后来竟成为当地首富，被当地人尊称为茂宜王。政府又委托孙眉招华人去岛上开垦，大批乡人 涌向夏威夷，12岁的孙中山也登上海轮，“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说檀香山是孙中山的革命策源地一点都不为过，如果没有檀香山这段经历，就不会有历史上那个孙中山。他在那里接受美式教育，张开了看世界的眼睛，后来他在檀香山发动革命，并得到当地华侨钱财和人力的资助，当革命失败后，他又回到檀香山重整旗鼓，他还在那里加入洪门组织，让海内外会党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那个不大的岛屿，是孙中山闹革命时随时补充给养的航空母舰。

夏威夷有六个孙中山铜像，最近的一个是2007年设立，在檀香山的比瑟尔街与酒店街路口的中国城口公园，13岁的“孙中山”着长衫戴瓜皮帽，腋下夹着一本书正匆匆前行。当地报纸曾说，“来时；他是一个男孩；去时，他成为一名领袖。”

这句话当然是夸张的礼赞，不过少年孙中山在本地确实学业打进，上学时他还不会一句英文，三年后毕业时，他已经成为第一名，并且由夏威夷王亲自颁发毕业证书。这让没啥学问的哥哥孙眉欣喜若狂，激动之下他甚至拨出一部分家产转给孙中山。这份财产在孙中山撕了他的关帝画像，并准备加入基督教的时候又被收了回去，当然，后来正式造反时，这份财产又都给了孙中山，连带孙眉几乎所有的家产。孙中山的辫子是在檀香山剪掉的。
  1894年，孙中山跑到檀香山，对哥哥说自己要造反，推翻清朝的统治。兄弟俩在这一点倒志向相投，孙眉划出一部分财产作为革命经费，还写信给亲友，希望他们支持孙中山的事业。但是应者寥寥，孙中山就奔走在檀香山的各个牧场、商店、农家，一个多月的时间，发动了20多名华侨，与11月24日在一户人家里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会员有香山三乡籍人何宽、石岐北台村人杨著昆、南朗安定村人程蔚南、三乡西山村人钟工宇、南朗翠亨村人陆灿，以及陈南、刘寿、刘卓、卓海等，这些农场主、银行经理、打工仔们在一起，除了通过《兴中会章程》，还像当时的社团组织一样，搞了个宣誓仪式，甚至用上了“倘有贰心，神明鉴察”这样的行话。

那一年，孙中山才28岁。

当年起事的那些人，还有谁记得他们的名字？各种奇形怪状的人扎着辫子或散开头发，聚于密室对天发誓的场景，并不像南湖船上的中共一大那样气象庄严，煞有介事，那都是有主义的人，都知道赤色革命必将遍布神州的道理。而檀香山一间小屋里的广东乡人，则更像一群乌合之众，让人想起电影《十月围城》的谢霆锋和巴特尔，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革命什么的跟他们关系并不大，但他们受孙中山的感召，也一腔热血地参加并付出自己的所有，特别让我感到可亲可敬。其实很多革命的开头，往往就是这个样子的。
  中国几乎所有的社团组织都发源于天地会，广东人很抱团，也讲义气，尤其出海闯荡的时候，更需要互相扶助，于是会党社团在檀香山、旧金山等华人聚居的地方，拥有非常大的势力。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与海内外会党密不可分，1903年，孙中山已经是国内两广两湖洪门三合会、哥老会的共龙头，为了团结海外会党，同年孙中山又加入了檀香山致公堂，被封为檀香山致分堂“洪棍”，是内八堂当家大爷之一。这样，孙中山在洪门的资格就相当高了，也得到了美洲洪门总会的支持，他们总共捐款21万美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有这样的背景，后来蒋介石拜青帮大龙头黄金荣为师父，就根本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而孙中山的哥们黄兴，也是湘鄂边境哥老会的龙头，曾经率领帮会1904年发动长沙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帮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时的帮会，还是颇有情怀的，如果著者有心，甚至写一部《帮会革命史》。

檀香山也是康有为梁启超战斗过的地方。1898年，孙中山的兴中会向康梁的维新党人提出合作的建议，第二年，梁启超打着孙中山的旗号，跑到檀香山找到孙眉，向他宣传保皇会的主张，说这个主张跟孙中山的是一个路线。结果老实人孙眉被梁启超给蒙了，发动多数兴中会成员加入保皇会，并前后捐款10万元经费。孙中山闻听大怒，赶往檀香山发表演说，孙眉如梦方醒知道上了当，差点坏了弟弟的大事。几年后，康有为的追随者徐勤在新加坡鼓吹保皇，谩骂革命，孙眉带了几十人赶到会场，把徐勤打得提着鞋子逃出会场。

在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上，孙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以一个中国式兄长的形象，颇有些喜剧地支持着孙中山的事业，这位檀香山“土著”，从此在辛亥革命中留下了一笔。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眉眼看弟弟成了大总统，他的内心肯定也热乎乎的，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份，于是把想法告诉了蔡元培，这才有了时人推举孙眉当广东省都督的事。结果孙中山不同意，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声明，说孙眉任粤督“决非所宜”，“与其强以所难，将来不免覆悚，何如慎之于始。”他还给哥哥写信，说 “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入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次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

没有戴上顶戴花翎，孙眉应该会不开心一阵子，但这位为革命散尽家财的老实人，听了弟弟的话，主动放弃了广东省都督的候选人资格。后来孙中山又开始讨袁，孙眉又开始默默地帮弟弟筹措经费。他于1915年2月病逝于澳门。

来源：《看历史》   作者：杨东晓

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地动仪的故事诞生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远——直至1950年代，这个故事中的地动仪才被“制造”出来，并进入教科书中。直到数十年后，它被重新发现与“制造”。

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从老师那里听到这个生动的故事：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地动仪，这个地动仪像一个酒樽，内部有一个细长竖直的杆直立在正中间，地震时，这根直杆会倒向地震的方位，击落那个方位的龙首，龙口就会张开，吐出一颗铜丸，正落在下面的铜青蛙的口中，于是观察者就会判断出哪个方位发生了地震。

这个地动仪的故事被当作中国伟大科技发明的典范。但大多数学生，甚至包括讲述这个故事的老师们并不知道，他们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个故事诞生的时间并没有那么久远——直至1950年代，这个故事中的地动仪才被“制造”出来，并进入教科书中，演变成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 王氏“地动仪”

1934年，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专业的学生王振铎诞生了复原史书中记载的张衡地动仪的念头，他认真地研究了史书的记载，在1936年，画出了第一套自己复原的地动仪模型图稿。这套图纸中，他按照《后汉书·张衡传》中所说“形似酒樽”记载设计了它的外形，但对于内部结构，由于史料中只有区区196 字，语意模糊，他遵从了英国地震学家米尔恩1883年《地震和地球的其他运动》一书中阐述的“悬垂摆”的结构原理。也就是从地动仪的上部垂下来一根摆，用以并判明地震方向，并控制相应机关。

1936年，王振铎在第20期《燕京学报》上发表了名为《汉张衡候风地动仪造法之推测》的文章，并手绘了一套内外结构图样做论文的配图。

毕业后的王振铎担任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张衡地动仪的复原思考，不仅是他个人的爱好，同时也开始了他成长为博物馆学家和古代科技史学家的起点。

王振铎发布论文和内部结构图一年之后，1937年日本地震学家萩原尊礼也发布了他复原的张衡地动仪论文。不同于王振铎，萩原尊礼提出了直立杆原理，也就是在地动仪中间，放置一个倒立的直杆，地震时，直杆倒下，从而触发相应的机关。

中日两国在复原地动仪上的文化争论还没开始，两国之间就爆发了战事，于是，孰是孰非，就没了下文。又过了两年，日本地震学家今村明恒设计的地动仪也问世了，他延用了萩原尊礼的直立杆原理，并在直杆的下面放了三个弹簧，因为了有弹簧的复位工作，其原理近似悬垂摆，但问题是，至今还没有发现东汉应用弹簧的记载。在今村明恒进行的实验中，由于直立杆的倾倒方向与地震射线方向垂直，有悖于史书对地动仪的记载，所以，他就没有做后续研究。

■ 献礼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振铎的新职位是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新中国在诞生之初，为了弘扬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国家要求博物馆复原一批代表古代文明的器物作为陈列和宣传之用。王振铎接到的任务中，包括“四大发明”中的张衡地动仪和司南。

这一次，王振铎否定了自己1936年的设计，根据后汉书中“中有都柱”的记载并借鉴萩原尊礼的直立杆原理，用了一年时间，于1951年设计并复原出1：10比例的木质“张衡地动仪”模型。

那是一个热情沸腾的特殊年代，王振铎复原的“张衡地动仪”概念模型一问世就受到了空前关注。这一肩负着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对古代科技研究和中华文明推广普及任务的模型，成为新中国唯一一件“张衡地动仪”宣传模型。

1952年4月号的《人民画报》对这尊模型的成功复原进行了报道。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王天木，以《伟大的祖国古代科学发明地动仪》为题，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图文并茂地向读者讲解了地动仪的结构和工作原理——这一次王振铎既否定了自己1936年认同的悬垂摆原理，又没有继续今村明恒的弹簧复位原理，而是将悬垂摆变成了倒立的直杆。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王天木的这篇报道清楚地写明：“可惜张衡这一重要发明早就失传了，隋朝时科学家临孝恭尚写有一部《地震铜仪经》，也未能传流下来。”在文章的最后，还用一个段落写道：“这里介绍的这个模型，是我们在1951年设计完成，主要是根据《后汉书·张衡传》的记载，及考古材料而复制的。”

1953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主题为“伟大的发明”的特种邮票，一共四枚，其中特7 4-1是司南、特7 4-2是张衡地动仪、特7 4-3是计里鼓车、特7 4-4是浑天仪。

接下来这尊由王振铎复制的“张衡地动仪”就被编写进入全国中小学教科书——不同于《人民画报》的是，后来历次修订的教科书中，不再提这是后人根据文献和自己的理解复原的概念模型，一代代教师和学生就这样认为课本上的图片就是当年的张衡地动仪。

王振铎也没有想到，他的一项本职工作在作为新中国献礼后，教育并激励了几代中国人，木质模型被大多数中国人误以为是不可更改的唯一模型。在中国地方性的博物馆里，王氏模型也被当作文物来仿制和收藏。不仅进入了教材，就连中国地震局也用这部复原模型做了几十年标志，直到近年才取下。

1951年复原的“张衡地动仪”还承担了发展对外友好的使命，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数次走出国门展出。它甚至作为人类文明的化身，被置于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而和它并排展出的，是美国人从月球带回的岩石。

■ 否定的开始

通过各种对外宣传，外国地震学家也误认为王氏模型就是张衡地动仪的原物。从1960年代起，这个地动仪就不断地遭受到地震学界的质疑，这个模型的偏谬和失误在科学实验和理论探索的一步步深入下暴露出来。批评与否定的声音不但对着地动仪，还直冲东汉张衡而来。

从1969年开始，日、美、荷、奥等国地震学界发表了一系列的措辞严厉的论文。1972年，日本学者关野雄用计算否定了直立杆原理，接下来，荷兰的斯莱斯维克、美国人赛维于1983年也提出王氏模型不能成立，并从根本上否定了直立杆原理。

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并极其推崇张衡发明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则发现了1951年模型与史书的记载不太相符。1984年，美国地震学家博尔特院士直接问过他的中国学生——从1966年邢台地震到1976年唐山地震，总是教灾区群众“倒立酒瓶子”的冯锐，“中国人是不是很能喝酒？”在得到冯锐“李白斗酒诗百篇”答复后，大笑着说：“无怪你们的地动仪像个酒桶。”博尔特提出的问题集中在1951年模型身上：“中国目前最流行的地动仪模型工作原理模糊，模型简陋粗糙，机械磨擦大大降低了灵敏度，对地震的反应低于居民的敏感，其作用应予以质疑，而且利用铜丸的掉落方向来确定震中也是不确定的”。

在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古代伟大发明的荣耀之中时，王振铎的老朋友、中国地震学奠基人傅承义院士当面指出了1951年模型的原理性错误。

那是1976年的一天，两位老友聊天的时候谈到了地动仪，傅承义说了一句，房梁下吊块肉都比你那个模型强。在地震学家的世界里，所有悬挂物都是天然验震器。在张衡生活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悬挂器物，出土文物中显示出的编磬、编钟、吊锤、纺线锤和吊桶、吊篮，还有吊肉和房檐上悬挂的鲜鱼，都会成为这种天然的验震器。

比这种当面批评更尴尬的是，在出国展览时，由于没有合理的内部结构，也没有模仿地震的震动台，龙口中的铜丸无法吐下来。一张1988年“张衡地动仪”访问日本奈良时的照片，记录下这样的情景，中方解说在向日本观众讲解地震仪工作状况时，手持一根木棍，木棍捅一下，龙口中的铜丸才会掉到下面青蛙的口中。

■ 重新复原地动仪

1966年，邢台发生地震，冯锐正在京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二年级。这批学生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抗震救灾并印发各种宣传震时逃生的小传单。其中有一条是在房间里倒立一个酒瓶子，如果瓶子倒了，就是地震来了，马上出逃。

这样的“常识”冯锐都不知道传授给了多少人了，直到2002年的一天，国家地震局高级工程师、《防灾博览》 编辑武玉霞找到他，问他为什么在一篇科普常识中写“地震没地震，抬头看吊灯”，而他早年散发的传单却是教人们倒立酒瓶子？前者的工作原理是验震器的惯性原理、也就是悬垂摆原理，而“倒立酒瓶子”的原理又是什么？

武玉霞的发问正当其时，不久之后，冯锐在国家图书馆买了一本奥地利学者雷立柏的《张衡：科学与宗教》，雷立柏从哲学的角度否定了张衡，同时否定的是中国东汉时期的科学史。他认为，“对张衡地动仪的迷恋正是华夏科学停滞特点的典型表现”。

雷立柏并不了解东汉历史，不知地动仪很可能是毁于东汉后期的战火，所以，用他的观点来解释，地动仪失传的原因，正是因为它不科学、无实用价值，所以根本没有传下去的道理。

武玉霞和雷立柏一个提问，一个质疑，使冯锐开始翻阅那篇用“中有都柱”等196个字来描述张衡地动仪的《后汉书·张衡列传》，专业地震工作者的优势在于，他可以根据“圆径八尺”(八汉尺，一汉尺等于23.5厘米)这个范晔留下的数据，做倒推计算，算出都柱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只能是一个悬垂摆，而无法是一个直立的杆。

科技史学者一般是用建立在数理统计、数理模型上的地震学理论去验证自己的假设。用这套理论，能把各地震台网搜集到的真实震力转为地震波型，再将波型转化为数据。而冯锐却是从数据开始，去倒推出了地动仪的工作原理。当数据与理论吻合时，便证明了悬垂摆的合理性，图纸上的复原可以结束了。

2003年，河南博物院决定在官网上张榜招贤，让张衡的地动仪真正能动，不要再通过人为控制进行“表演”。

于是，冯锐的团队扩大了，文史界的参与，使得“孤”证《后汉书》不再孤立。文史学者在比《后汉书》早的《续汉书》，以及《后汉纪》等七部古籍中找到了更多关于张衡地动仪的记载。196个字的记录，变成了238个字。

通过这些文献，冯锐他们算出了张衡地动仪的高度、悬垂摆长度、震荡频率等。与此同时，课题组调来了陇西地震的历次波形图。通过对波形图的计算，证明张衡的地震仪在公元134年的确测到了陇西的地震。张衡地动仪不再是“传说”和“神话”。

■ 纠偏

复原古代科技模型的几个途径中，文献记载详细并存有实物的，复原出来最为真实；另一种情况是，只有文献记载，但实物早已失传。而王振铎和冯锐共同面对的，都是没有实物参照的问题。

不同的是，王振铎只能通过文献进行单枪匹马的探究。而冯锐由于专业优势，在参阅文献的同时还有地震理论及数理计算来帮助他寻找真相。加上后来成立的课题组，使得冯锐的复原工作进行得更为合乎科学逻辑。

冯锐复原的地动仪于2009年9月初小学开学不久，安装在北京市重点学校史家小学，这家学校的校长黄守圣说，在考试的时候，会要求学生今天按照正确的答案回答，而非教材上要求的那样。

此时，全国中小学教材在讲到地动仪时还是几十年一贯的倒放一根“直立杆”理论。而冯锐已经多次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沟通，最初得到的答复是需要地震局的证明文件，但当看到最新修订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于“张衡地动仪”这一词条已经做出修正，人教社便准备在2010年有所改动。

2009年9月20日，中国科技馆新馆开幕，地动仪在新馆与观众见面，并在震动仪模拟的地震波中进行吐丸的工作。观众可以亲自动手按下按钮，观察在不同波型下地动仪的不同反应——只有横波到来它才吐丸，其他来自纵波的震动，都无法使地动仪有任何反应。这就排除了其它的干扰，如很重的关门、汽车过境的震动、巨大的炮声等。

美籍华裔理论物理学家、国际华人物理学会会长杨炳麟，访华期间听了冯锐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做的报告会后，认为从这部机器上可以看出，张衡应该是最早利用惯性原理的验震的人，这是物理发展史中的里程碑。

2010年1月24日，冯锐接到教育部长袁贵仁的电话，袁贵仁在仔细阅读冯锐修改教科书的建议和相关资料后，原则同意修改“张衡地动仪”这一章节。 2010年秋季教改出台以后，按照教学大纲，“张衡地动仪”已不再是历史课本中的内容。人教版历史课本中已拿掉了这一知识环节。作为对这一错误的补救措施，人教社今后会将新版地动仪的知识加到教师用书中。

2010年开幕的世博会将张衡地动仪新模型列为展品之一，中国政府也将冯氏原理的张衡地动仪，纳入“中国古代机械成就展”这一全球巡展之中。

对于这座再次震动了地震界的“张衡地动仪”，冯锐认为：“只能说它是我们在当前这个时代对张衡的理解”。他希望未来还会有人能够超越，能够更加接近张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