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过去数年里，意欲插足上海滩房地产的某些政商力量，多是在上海市房管局副局长陶校兴等人的操作下实现利益。在上海政界，像陶校兴等房地系统官员通过超低折扣拥有多套房子，已是公开的秘密。
上海两千市管干部被要求自觉申报房产，结果“惊人”，甚至有主动上报家庭房产十几套的官员。其中一个细节是，最初纪检部门打算对低价房优惠超过50万元的官员房子逐一审核，后因工作量太大不得不改成100万元。
上海一些官员帮某些开发商实现种种灰色利益，也从中得到了低价买房等回报 （CFP/图）
落马的上海市房管局副局长陶校兴
在上海这个引领中国房价飞涨的城市，又一名房地系统“要员”落马。
10月14日晚，新华社报道，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简称上海市房管局）副局长陶校兴涉嫌违纪，正在接受上海纪检部门的调查。
此时，59岁的陶已被上海市纪委“约谈”三日。同期，上海房地系统内部也小范围通报了这一情况，称其因“经济问题”被查。
很快，这位分管“政策法规、行政复议和诉讼、行业科技、教育培训、机关后勤服务”的官员，名字被从上海市房管局网站“机构领导”栏目里抹掉。
更早以前，他长期分管的是上海房地系统里最“肥”的土地业务，业内普遍认为他的涉案与其手上的权力密不可分。
官方尚未披露陶校兴案情。但多方渠道证实，陶和上海发生过“楼脆脆”事件的莲花河畔开发商有利益关联。他早年曾在梅陇乡任乡长。另坊间称，一些与陶关系密切的开发商，已迅速远遁海外。
而且，上海政界多个消息渠道均称，陶校兴等房地系统要害部门的多名官员，拥有大量房产，已是公开的秘密。
事实上，房地系统只是其中样板，从经济领域到司法领域，上海多个实权岗位的某些官员，长期以来大肆低价囤房乃至炒房的现象，有内部官员称已到“极为惊人”的境地。
房地系统反腐牵一发动全身
陶校兴曾在松江安排建设一个隐秘的度假别墅，供陈良宇专享。
陶校兴是近年来第三名落马的上海房地系统官员。
在他之前，有“上海第一处”之称的上海市房地局（上海市房管局前身）土地利用处处长朱文锦、副局长殷国元，已因滥用职权、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罪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死缓。
2000年，原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上海市地质矿产局合并成立了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 （即上海房地局），陶校兴从那时起就担任副局长。在此之前，陶一直在郊区任职，先后担任闵行区梅陇乡乡长、松江县县长等职。
之所以长期坐镇土地要害岗位，并直接领导陈良宇的连襟朱文锦，政界亦有猜测认为其与陈良宇的特殊交情有关。不少人知道，陶曾在松江安排建设一个隐秘的度假别墅，供陈专享。
在陈良宇在任阶段，上海房地产业蓬勃生长，陶校兴、殷国元乃至朱文锦等房地系统内大权在握的官员们，春风得意，直到2006年起中纪委对社保案的调查。
当时眼见同僚接连“进去”，陶校兴虽涉险过关，但土地大权旁落，并在此后这几年里，不时被找去谈话，犹如惊弓之鸟。南方周末记者曾在一个公开场合与之交谈，他当时就显得极为紧张。
过去数年里，意欲插足上海滩房地产的某些政商力量，在土地招投标、土地转性、修改容积率等关键环节里，均是在陶校兴等人的操作下实现利益，这些力量背后的关系网络，又反过来成为了他们的护身符。
在这个过程中，陶等房地系统的官员们，获得了比其他部门更多、更直接的利益。在上海政界，房地系统的官员拥有较多的房子，已是公开的秘密，其中就包括陶校兴等人。
尽管陶的案情尚在调查中，但殷国元已获判，殷被认定受贿3671万元，其中有相当比例来自低价购房。
正因为上述利益关系，使得对房地系统腐败问题的调查牵一发而动全身，常只能点到为止。
2008年初，上海房地局多名重要岗位处级官员一度涉嫌受贿进入司法程序。但查案部门很快接到命令停止调查，据查证，多名所涉官员至今仍以“调研员”等身份在岗履职。 房地系统内官员被告知停止调查的原因，是不能影响干部队伍的稳定，以及影响这个重要职能部门的正常运转。
在这之前和之后，内部官员称，其实还有更多的调查在萌芽阶段就被搁置。
用另一位房地系统内官员的话说，就是“查也查过，但是很多人的房产证上往往写的都是别人的名字，未必能查得出”。
因此，虽然这一次陶校兴的涉案再次打破了平静，但一位房地系统内官员仍然分析认为，目前也只确定有陶校兴一个人“进去”，估计案子不会扩大。当然，这个猜测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官员低价购房内幕
仅记者了解的局部信息，上海虹桥地区、徐家汇周边、黄浦区中心地段、浦东滨江地段以及陆家嘴核心地段，多个楼盘都是官员低价购房“重灾区”。
低价购房决不是陶校兴这些房地系统官员独享的“特权”，他们不过是近水楼台的群体之一，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运作，还涉及工商、税务、规划、金融、司法、区县政府等多个部门，他们同样都是被打点的主力群体。以被股东方公开举报的帝景苑项目为例，在这个徐家汇核心地段楼盘低价购房的官员，分布在上述不同部门，他们获得三到五成的大幅度购房折扣。
其中，陶的下属朱文锦等几位上海社保案获刑的官员或其家属的名字赫然在列。更多名字仍在岗位上，即便是被公开举报之后，现任上海市工商局总经济师杜某和上海市公安局特警总队官员李某，仍继续任职。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交易资料，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购房折扣，其中22名买家所获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金额数十万至百万不等——按照房地产业当时的正常行情，5%的让利都很少有。
陶校兴并不在举报之列，但受制合作关系，举报的股东并没有掌握这个楼盘全部房源的销售合同，剩余房源的流向，外界不得而知。
对应的是，这个项目在有关的工商登记、土地批租、修改容积率、公建配套、验收和税收等多个环节，一路绿灯大开。
去年受审的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亦是在庭审中被揭露疯狂炒房二十几套。而这已经是一个种种原因之下缩水了的数据，他实际被查出的过手房产数量超过40套。康被认定受贿599万余元，另有1184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被判无期徒刑。
康也因此得名“炒房区长”，他的那些房产，购自仁恒滨江园、陆家嘴花园、涵合园、地杰国际城，国际丽都城、虹桥华庭等沪上知名高档楼盘。
而在康案后，同样受贿被查的浦东新区外高桥功能区域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和环境管理处负责人、副处长陶建国，名下房产41套，大多来自受贿或低价买房，被称为“炒房处长”。
而内部官员称，以上几位只是“不幸”落网的冰山一角。
“没有一个房地产项目是不需要‘行贿’的。”一位开发商人士曾如此吐露苦衷，而折扣卖房正是其中重要而隐秘的利益输送方式。很多房地产项目开发初时，还会拨出一定数额的房源，干此勾当。
在具体的交易中，房价受制于行情、地段、环境、朝向、楼层等多种因素，弹性很大，如何定价当事人多种说辞可以开脱。
仅记者了解的局部信息，虹桥地区、徐家汇周边、黄浦区中心地段、浦东滨江地段以及陆家嘴核心地段，多个楼盘都是官员低价购房“重灾区”，这些全都是上海的高档区域，现在房价最保守的估算也有至少3万-4万元/平方米。
一位房地产业人士在偶然调出了浦东滨江某高档楼盘的房产登记信息后感叹，看到了不少在本地新闻媒体上出现过的官员名字。
在上海，某些官员大肆低价购房已成为一个心照不宣的现象，但总量数据公众绝无可能获知。
开发商乐于为一些关键职能部门的购房者提供“优惠”，而快速升值的房产，很容易让某些官员“心动并行动”。
对这样的行为，当地某些官员都表达过这样的逻辑──从政的人，绝大部分人最多也只能以局级、处级的身份退休，而当从政的前路能判断清晰后，所谓对家人的物质交代，成了他们仅剩的追求。
一位局级干部的夫人，在一次房屋交易时，到了附近死活找不到自己某一套房产楼盘所在位置。这对富豪阶层来说并不稀奇，但对拿工资吃饭攒一辈子钱才够买一两套房的普通阶层而言，不可想象。
因此，当普通人控诉着高昂的房价、调控的不力之时，某些拥有几套十几套房子的官员，正坐收高额的租金，或者一票票地倒卖赚着升值的差价，再把子女送到国外。
在法纪的模糊地带上，这些人掌握的大量房产，有的挂在家属亲戚名下，有的甚至暂时不从开发商处过户，等离开岗位再办理手续等。在此前查办的腐败案件中，亦可见到此类手法。
低调的干部房产申报
两千余名上海市管官员被告知，要求他们如实上报家庭购房和优惠情况，即便有违纪违法者也会获得宽大处理，但如果隐瞒的，将被从重处理。
陈良宇案后，低价购房一下成为了悬在这些官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此时，社保案后调任上海市纪委书记的沈德咏一度掀起查处官员低价购房的风暴，原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就是这时被揪出。一时间，上海的一些官员人心惶惶，相熟者见面赶紧低声打听，彼此单位是否又有人被查。
他们不是没来由的害怕。由于上海房价近年来上涨迅速，官员若是获得超常幅度的优惠购房，动辄“节约”资金上百万。如果那些已被查处的官员被认定为受贿，意味着很多人都将面临牢狱之灾。
好在，这个影响“干部队伍稳定”的做法，一段时间后偃旗息鼓。
不仅如此，为了彻底解决这块集体心病，在请示了上级之后，去年，上海针对超过两千名市管干部低调推行了一次房产专项申报活动。
市管干部主要包括局级、副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属同等级别的国企负责人以及事业单位负责人，在职和退休干部均在要求申报范围之列，涉及人数超过两千人。
这是在每年例行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制度之外，针对官员和配偶、子女购买商品房情况的专项申报。
在一次罕有的没有会标的专项会议上，一些官员被告知如实上报家庭购房和优惠情况，即便有违纪违法者也会获得宽大处理，这次主动申报通过的房产，以后绝不会翻查旧事，但如果隐瞒的，将被从重处理。
显然，这次房产专项申报的意图，并不是要把官员低价购房的潜规则行为推向司法，而是在党纪范围内“化解”。
市里领导表示，这个做法是为了让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但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即便如此，这种自查自纠缺乏有效监督。一位官员就私下表态，和同僚交流后，大家都决定掂量着申报。
不过，在市里领导反复强调了“实事求是”之后，官员们确实还是申报了比平常例行申报“更全面”的购房情况。
这个数据绝无可能向公众披露，但多位相关官员透露，自发申报反馈上来的情况已经很“惊人”了，主动上报家庭房产十几套的大有人在，附带解释的各种“优惠”方式层出不穷，很多都是单位领导集体决策行为。比如，不少人提交的低价购房理由是“住房困难”。
申报完成之后，由上海市纪检部门对他们获得优惠（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幅度较大的购房情况逐一审查，并给出不同的处理意见，包括补缴差价、党纪处理等形式。
是否被纳入逐一审查的范畴，主要是看房产的优惠金额和折扣比例。
其中一个细节是，最初纪检部门打算对优惠超过50万的房子逐一审核，后因工作量太大不得不改成100万，以及一些优惠金额虽不足百万，但因总价低折扣幅度大的房产项目。
不过，最终结果还算皆大欢喜，无一人因此移送司法，“否则就违背了这次专项申报的初衷”。
但这个做法也在体制内引起很大争议。当地有官员指出，如果申报过关，是否意味着以后不再司法追究，那是否可能出现干部借机洗白的情况。
正是这一敏感原因，这次申报进行得极为隐秘。
但新华社所属的《望东方周刊》仍对这一做法作了不点名的评论：（房产申报）由一地开风气之先，其勇气固然可嘉，但是没有全国性的法律支撑，局部的试验必将遭遇合法性先天不足的质疑。房产申报作为财产申报的核心，如果没有立法的支撑，也不免会受到类似的挑战……仍然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其效难以巩固。贪官们必然抱有投机心理——何必如实申报，拖到你调离，就是我的胜利。
上海司法系统人士表示，官员的低价购房行为的甄别和处理，制度设计尚不够完善，官员购房时利用职权获得一定折扣行为与违法之间的界限，中纪委的有关规定以及两高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
上海市委也一直打算在上海设立一条量化界限，但如何定量“很难”。
而中纪发在2007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中，严格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两高在《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亦认为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低买高卖’房屋汽车属受贿”。
陶校兴当时也是这次房产申报对象之一，如今涉案被查，必将再次牵动低价购房官员们的神经，陶是否会在低价购房问题上被深究，某种意义上关系到他们的未来。
比较而言，帝景苑那群被举报的低价购房官员要幸运得多，虽一再被查，但至少在目前，他们享受了高额的购房折扣，却得到了“违纪”不“违法”的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