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特供品”恢复

尽管还没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在讲解词里增加关于金正恩的内容，朝鲜导游金三顺（化名）已经感受到祖国过去20天来发生的急剧变化。

10月9日，朝鲜劳动党建党65周年前一天，金三顺一家每人领到了450克大米、100克豆油、500克糖果、一瓶酒和一瓶辣椒酱。自1995年朝鲜爆发大饥荒、经济滑坡以来，这样的“特供品”已经中断了十余年。此前，每逢4月15日、2月16 日——金日成、金正日的诞辰、朝鲜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国家都会向每个居民派发类似的生活用品。

金三顺知道，这与20天前的一条重大新闻直接相关。9月28日，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代表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央军委副委员长，排名仅次于其父金正日。此前他刚刚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大将。被火速委以重任前，这名28岁的年轻人还只是留学瑞士的“海归”、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毕业生、篮球明星乔丹的崇拜者。如今，全体朝鲜人民都已知晓，他将是金正日将军的接班人，国家的又一位最高领导者。

过去的20天里，金三顺共接待了三个外国旅行团。当不断被问及关于金正恩的各种传闻时，他茫然而尴尬。在朝鲜，谈论最高领导人及其亲属仍是禁忌。

金三顺掌握的信息其实还远不如外国游客，比如，他至今都不知道将军有三个儿子，其中大儿子金正男常年生活在海外。

每每面对游客复杂的神情，金三顺始终报以矜持而冷淡的微笑，在朝鲜的教科书中、报纸上、政治课堂里，他不断被灌以一种“对世界无所羡慕”的精神气。

这亦是整个国家与人民业已根深蒂固的集体气场，每每在外界看来不可思议甚至疯狂的议题或处理方式上，朝鲜总是能在内部迅速汇集为钢铁般的信仰，达成高度的一致。

10月19日，朝鲜国家电视台一如既往地播放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革命光辉历程的同时，宾馆里可以收看到的外国电视台则在播放其历经的几轮党内斗争。

这些外国电视，金三顺都能在游客的房间里看到。事实上，眼下像这样的“解禁”在朝鲜越来越多。金正恩被美国中情局戏称为“可爱的领导者”，与其父“亲爱的领导人金正日”，祖父“伟大的领袖金日成”时代相比，面对的变化与变数，不仅仅是时光。

10月10日，朝鲜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参阅女兵热泪盈眶。 （CFP/图）

阿里郎的新环节

在收到丰盛国家特供品的次日，金三顺与同事们就被要求集体收听一篇名为“迎接不世出的领导人是我们的荣幸”的广播稿。

播音员以朝鲜特有的哽咽的颤音描述了“青年大将金正恩”的成长履历——

三岁就能用毛笔书写爷爷金日成主席的诗词“光明星赞歌”，精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以及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目前还在学习汉语、日语、俄语；

在海外留学期间，目睹美帝国主义及列强引发的战争后，下定决心“以核对核”，让朝鲜作为“自主性核拥有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作为朝鲜传播最及时、面最广的宣传工具，广播喇叭遍布朝鲜各角落。彼时，工厂里的工人、地铁里的乘客、火车站候车的人们、校园里的学生、办公室里的政府官员，都在同时收听这篇广播稿。“我为我们有这样一位青年大将感到自豪。”金三顺说。

在前往旅游景点的路上，金三顺还乐于向游客介绍主席与将军的传奇，当游客对金日成“用椰子做手榴弹，踩一片树叶过江”的神力表示怀疑时，他情绪开始激动，“是真的！”

在朝鲜，从小学到大学，历史课始终是最核心的必修课程，每所学校都单独设有金日成主席革命活动研究室和金正日将军革命活动研究室。两位领袖的著作和传记，朝鲜的学生们都读了不止一遍，从小学读到大学。

这些传奇故事，已经内化为他们脑海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常识与意志。

在广播设施不那么完善的朝鲜农村，农业工人们——朝鲜没有农民的说法，生产资料从土地到老黄牛，全都属于国家——人手收到一份名为“跟随金正恩同志的领导，在农业部门掀起新的革命”的宣传单。大意是，金正恩于2008年12月同金正日一起访问沙里院嵋谷合作农场时，一眼就看出了贴在农场办公室前的标准化肥量表中的错误。并且，该农场根据金正恩的指示完成土壤改良后，第二年水稻每公顷产量达到15 吨，即每亩地产1吨粮食。

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十万人团体操阿里郎今年的表演也新增加了几项新内容，一是增加了CNC（电脑数控）的标语，这项目前正在朝鲜大力推行的技术改革被视为金正恩的政绩，所以，在朝鲜的媒体上，CNC是对青年大将的另一个代称。

阿里郎另一个单独增加的环节，是“朝中友谊”。万人在朝中两国的巨型国旗前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打出标语“朝中友谊，世代相传”。

表演至此，金三顺向惊喜不已的中国游客介绍，“你们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中国在朝鲜显现着特殊的地位。平壤唯一的大型商场第一百货公司，售卖的商品全部来自中国；朝鲜国家电视台引进的外国影视剧也全来自中国，眼下正在热播《潜伏》，孙红雷成为朝鲜最近最受追捧的明星；平壤年轻人以手机里载有中国流行音乐为时尚，据说周杰伦、张信哲、黄品源人气最旺。

“改革开放”是敏感词

时下的平壤街头，最多见的海报是“2012打开强盛国家之门”，一个握拳头的工人位于图中央，图下方写着：同志，你是如何劳动的？

建成“强盛国家”是摆在朝鲜新一代领袖面前最重要的任务，而且与父亲金正日接班时相比，金正恩目前面临的建设国家的任务更紧迫。

金正日早在1974年就被确定为金日成的接班人，从进入朝鲜劳动党担任要职接受培养，到正式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历时16年。

1980年代末期，解体后的苏联中断了对朝鲜持续不断的慷慨资助；1995~1998年，朝鲜陷入数十万人丧生的大饥荒，经济濒临崩溃之际，一直大力宣扬先军政治、集中主要资源优先发展军事的金正日终于在2002年启动“经济改善计划”，首次有限度地引入市场经济，允许人民有条件地拥有私产，在边境设立经济开发区。

2002年最终没有成为朝鲜的经济改革元年。随着改革派官员陆续被换，经济改善计划再又搁浅。发展核武、与美帝国主义阵营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及阻碍统一大业的南朝鲜傀儡政权对抗到底，成为金正日时代的核心要务与凝聚民族情绪的重要手段。

金三顺留心到，国家电视台引进的中国电视剧，题材全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在向中国游客介绍他的这一发现时，他急刹车般地闭上了嘴，眼下，“改革”、“开放”在朝鲜仍然是敏感词。

摆在青年大将金正恩面前的是一座庞大、复杂、尚需进一步树立威信的国家机器，一系列亟待改善、恢复常态的外交关系，货币改革失败后危机重重的经济，近2400万人民的生存权，以及一股隐然成形、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

朝鲜学校的所有教室、火车车厢、地铁上、有轨电车上，只要是个四方有顶的空间，都会在正前方挂着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画像。在一部广泛流传的纪录片中，被治好白内障的朝鲜病人，眼能视物的第一时间，就满含热泪向领袖像鞠躬致谢。

然而，对于第三代领导者而言，维持现状，还是临危求变，不仅仅关乎其父亲制定的在祖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2012年——打开朝鲜强盛大国之门的目标，也许更关乎这个国家的未来。

明暗分界线

在朝鲜旅游途中，如果注意力严格跟随导游，你会容易被这个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正常与体面感动：带团的导游，比如金三顺，无一例外是体型修长匀称、容貌俊美、营养状况良好的年轻男女；为游客表演的小朋友，全都活泼可爱，能歌善舞；游客下榻的特级酒店对面，平壤夜景灯火辉煌，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但只要稍微做些“出格”的走动，你不难发现另外的内容。

火车站、地铁、平壤街头甚至乡野田间，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

在新义州到平壤的火车上，虽然外国人有单独车厢，但每节车厢还是配了十名安全员，分别坐在车厢的两端，游客每次起身去找导游讲话，出去上厕所，身边立即就会出现一名安全员，背对着游客吸烟。

沿着酒店对面金碧辉煌的街道直行，走过时尚的居民楼、火车站、百货公司、高级餐厅约30分钟后，一条明与暗的分界线出现在眼前。分界线的另一端，没有路灯，鲜有行人，居民楼里光线稀落暗淡。这是朝鲜在能源高度短缺下选择性供电的结果。

而分界线这一端，七八个中学生聚集在路灯下在草纸做的本子上写家庭作业、背英语单词。一个中学生用生涩的英语说，他想考经济系，这是朝鲜高校眼下最热门的专业，他还知道，如果考得上，他将会分别学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被问及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用途时，男孩笑了，“以后会有用的。”他说。

在平壤街头昏暗的角落，散落着挎个篮子，蹲在地上的妇女，篮子里大多是些自制的泡菜、晒鱼干，她们人手一支手电，以招揽顾客，照明找钱。

这只是去年货币改革失败后朝鲜地下夜市悄然复苏的冰山一角。涉黄（黄色风暴，即资本主义）的夜市萌发于1990年代中期蔓延全朝鲜的大饥荒，饥民们将自家的非刚性生活必需品及自制的饼子、泡菜等拿到自发形成的集市上买卖，在整个国家濒临崩溃的紧急关头，国家只能默许夜市的存在。

尽管自2002年朝鲜开始整治私营夜市，代之以发展国有综合市场，但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基于生存的基本需求，粮食的短缺，人们必须在市场上购买或交换食物，因此朝鲜地下夜市一直未曾断绝。

除生活必需品外，市场还出现越来越多的美韩CD、DVD，随着DVD在朝鲜普通家庭的普及，外国音像制品逐渐成为居民日常生活重要的精神产品与娱乐活动。

尽管朝鲜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包括生产只能播放本国DVD的录像机，并将进口录像机的操作基板换成国产产品，但依然无法阻挡生命力强盛的地下制碟工厂。韩国媒体报道，流入朝鲜的韩国青春偶像剧甚至已经能做到与韩国同步播出。

10月19日早晨7点半，准金正恩时代启动第20天，平壤街头人行道上人头浮动，由于只有高级官员、权贵阶层与人民艺术家、人民体育家等才有资格被分配以汽车，平壤显然是不可能发生交通堵塞的城市。

从容行走街头的市民，身上服装的颜色仍以军绿与深蓝为主，但女中学生小腿上五颜六色的及膝长袜，大红的、粉色的、咖啡色的、深灰的，无疑给干冷黯淡的平壤清晨增加了几笔亮色。它们存在的意义单纯而平凡，就是为衬托女生们的修长小腿与年少芳华。

朝鲜，正在按照它自己的逻辑前进。

来源：《经济观察报》

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口是国家的根本，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管仲认为，人众是兵强和国富的基础:“地大国富，人众兵强”， “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说过：“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口。墨子也有类似表述，认为人口众多是富国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

商鞅也认识到“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商鞅变法的核心其实就是人口政策。在变法之前，秦国地理偏僻，a人口稀少，被人看不起。商鞅推行农战制度，大力发展人口。并通过优惠政策，引进外国移民。同时，骚扰敌国农田、粮仓，使得敌国人口减少。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发动统一战争时，秦国土地和人口已超过六国总和，一举统一中国。

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也即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正是因为历代执政者都十分重视人口发展，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经济强国。直到1840年，当时中国人口和GDP均占世界的33%左右。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古老的哲学往往露出年轻的微笑，先贤们的人口思想仍具有现实意义。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政治、经济、国防、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的安全都有赖于人口安全。

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而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率别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在2.3以上。生育率如果高于更替水平，会有人口膨胀压力；如果低于更替水平，今后将出现人口减少。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在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双重作用下，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9年的2.75，1990年的2.17，1995 年的1.4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

中国每年出生人口从1980年代后期的2500万左右下降到1996年之后的1300万左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年龄结构不稳定，导致养老危机；性别结构不稳定，导致光棍危机；民族结构不稳定，可能导致民族矛盾。而美国和印度都有稳定的人口结构：美国是柱状人口结构，印度是正三角人口结构。

就是说，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生育率远远高于世代更替水平，有人口膨胀压力；但现在中国的生育率早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意味着即将面临人口萎缩。因此，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尽快由人口控制向人口发展转变。

人口结构与家庭安全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计划生育让这一代人很多断子绝孙，让下一代人举目无亲。据统计，每1000个出生婴儿中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意外伤害是悬在独生子女头上的利剑。汶川地震中失去子女、子女伤残的家庭惨不忍睹。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孩子成为 “稀有品”，孩子承载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全部希望，也因此成了罪犯报复社会的目标，2010年连续校园凶杀案让全国人民揪心。

婚姻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孩子使得家庭关系变成了三脚架，夫妇俩在精心抚育孩子的过程中，感情不断升华；到了老年，经过几十年的磨合，激情已经升华为浓浓的亲情，夫妻俩在子女的帮助下相互搀扶，在孙辈们的嬉戏中一起老去。但是在计划生育宣传下，繁衍人口的首要功能被淡化，婚姻被简化为爱情，为了爱可以随便离婚，爱得死去活来，离得随随便便。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孩子少了，维系家庭稳定的纽带也少了，离婚率也就不断攀升。据民政部门统计，1980年中国离婚对数为34.1万对，1990年为80万对，2000年为121万对，2003年为133.1万对，2005年为 161.3万对。

北京、上海、东北地区生育率低，离婚率也高；而广西、江西等地生育率较高，离婚率也较低。韩国以前离婚率并不高，但随着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从 1982年的2.42下降到现在的1.0），离婚率也在快速上升，现在韩国离婚率排世界第三位了。美国生育率从1960年的3.65下降到1976年的 1.74；离婚率也不断攀升，1981年达到顶峰。1980年代后美国掀起保护家庭运动，生育率上升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并保持稳定；离婚率也不断下降，现在已经跌至1970年以来的最低点。1980年代欧洲生育率没有像美国那样止跌，而是继续下降，现在只有1.4左右了，离婚率也居高不下。

由于离婚而带来的单亲家庭问题、老人问题、儿童成长教育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等，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欧洲通过各种手段增加离婚的难度，但是收效甚微，因为没有子女为纽带，家庭是无法保持稳定的。高离婚率是一种社会病，但中国一些学者偏偏认为离婚率上升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样的结论显得片面。

1980年代初的一代独生子女进入结婚年龄，这群人的离婚率非常高。一方面是因为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双方性格难以磨合；一方面是双方四个父母过度干预子女家庭。尤其严重的是，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性别比不断攀升，光棍危机即将于2012年开始全面爆发。目前初婚年龄男性与女性基本持平，但从2012年开始，男性人口大幅超过女性，到2016年超出女性人口30%以上。总光棍人数也将由2012年的1000万上升到2017年的3000多万，2022年的近4000万。娶上老婆将成为今后成功男人的标志。

这4000万青壮年光棍对婚姻伦理道德的影响和家庭秩序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相当部分国民将处于“家庭内战”之中。真正的战争是暂时的，但是“家庭内战”将是持久战，对国民的影响比几场真正的战争还要大。

保卫婚姻就是保卫国家。

人口结构与国防安全

国防归根结底是人防。中国人口在19世纪初达到4亿之后，一直停滞不前，到1950年仅仅增加到5.5亿；而同期世界总人口却从10亿增加到 25亿，尤其是发达国家人口增加迅猛，比如英国、俄国人口分别从1800年的1600万、3500万增加到1950年的5300万、1.81亿；日本人口从1850年的2700万增加到1950年的8320万。英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俄国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失去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

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与世界同步增长，占世界比例稳定在22%左右，在国防和外交上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目前的19%。尤其是1996年以来，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10%了，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人口规模的下降不但导致适龄参军入伍人数下降，也导致支撑国防的经济规模下降。而与中国有边界争端的邻国印度却是朝气蓬勃，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差不多是中国的两倍，意味着今后的综合国力将远超中国。高盛全球研究等多家机构均预测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40年中国劳动人口与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是 2.3：1，而印度是6.7：1，国防力量和经济力量对比可想而知。

人口问题忧思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行，但也明确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距1980年已经30年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形势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中国大陆2010年的HDI相当于韩国和中国台湾 1990年左右的水平，当时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现在泰国、伊朗的HDI与中国非常接近，生育率都只有1.6左右。

有人提出用二胎方案取代独生子女政策。其实国际国内经验表明二胎方案不足以恢复人口发展能力。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伊朗都为曾经提倡二胎而后悔不已。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在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840多万人口的农村地区试点“二胎”，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 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只有1.47，承德只有1.6。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其实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人口从来就不是平稳的，人口出生高峰往往导致此后国力的提升。日本战后三年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美国国力强盛，很大程度得益于两次出生高峰：1955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出生415万，是 1930年代的1.7倍；而1980年代出现了第二次出生高峰，每年出生人口从1976年的317万上升到1990年的416万。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现在经济也开始走向衰退了。

根据各项人口学指标 （育龄妇女人数、生育意愿、不孕症发病率、输卵管结扎率、剖腹产比例）估算，“补偿性生育高峰”只多出生3000多万孩子，即便在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加上正常出生的，中国每年最多只出生2000万孩子，远达不到中国1980年代后期的水平和印度现在的水平 （每年均出生2500万孩子）。

笔者认为，2011年将开始 “十二五”规划，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可以一举扭转被动局面，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为今后的人口发展赢得宝贵的时间。停止计划生育一举多得：缓解现在的就业压力、今后的老年化压力和光棍问题，弥补今后劳动力短缺，将经济模式由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

（作者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科学家、人口问题研究专家）

来源：俞天任

两个月来智利矿难一直是新闻的重心，从前天开始几乎成了中心，到今天人终于救出来了，虽然还没有最后结束，还只救出来了三分之一的人，但全体救出的希望已经很大了，真是生命的奇迹，感动了全世界的所有人。

第二个获救的矿工面对着电视摄像机，感谢上帝，感谢他的家人，感谢他们的同事，几乎感谢了一切和一切，所有和所有，但是就是没有“感谢政府”这几个字。

智利不是什么很发达的国家，这些遭难的也只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矿工。虽然智利政府没有带三块手表，但也不遗余力地在救人，政府就应该是这样的。

可能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就应该救援遇到危险灾害的公民，所以智利政府就没有强求所有被救出来的人背诵一遍：“感谢政府，感谢军队”。反过来想想在某些动不动就要感谢政府的地方是不是政府根本就不觉得那是他们应该干的事？

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抗灾救灾大家都在干，唯一不同的就是别人不需要说“感谢政府”。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必须时时刻刻不停地感谢他们的政府以及某个执政集团。

什么时候不需要说“感谢政府”这句话了，那才是真正发达了。无论政府为你做了什么，都是应该的，你只需要去注意政府是不是又在侵犯你的权利就是了，盯住你的政府，要知道政府是绝对“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一眼盯不住肯定冒坏水的。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席志刚

提起中国的领导人专机，不少人都会以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为蓝本展开丰富联想。事实上，现实中的专机并不像影视作品里那样“武装到牙齿”，中国的领导人专机亦不是想象中的神秘。与彰显美国霸权的“空军一号”、特立独行的俄罗斯总统专机不同，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空军一号”。尽管中国领导人出访专机任务由中国民用航空公司国航承担，但专机飞行安全保障足与美俄比肩，只是在风头上略逊美国“空军一号”。

专机乘用与政治待遇挂钩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领导人专机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据为中国三代领导人担任专机机长、曾任民航华北管理局局长的尹淦庭回忆，当年没有真正的专机，早期中国领导人专机相当节俭，甚至有点寒酸。

随着国力日盛，中国民航开始有了自己的“专机大队”，全职负责领导人的出访活动。领导人专机相应地提升了和国力匹配的配置。中国国家领导人专机的客舱布局与 “空军一号”很像，前半段是首长席，中间是部长席，后面是一些客人、记者和随从的位置。部长席和客人之间还有工作人员和安全人员的席位，主要是保镖和警卫。

机上设施、配备比民航客机相对豪华，但远不是想象中的奢华。从新闻报道的画面中可以发现，中国的领导人专机保持着朴素的内饰风格。中国领导人专机是否具备和美国“空军一号”、俄罗斯总统专机一样的空中办公功能、是否携带核密码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机上的通信功能足以应付出访期间和国内的联系。

据有关人士透露，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专机里，一般悬挂着国画，展示祖国大好河山。如2004年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专机悬挂的是张宪的中国画“水乡”系列；2005年，悬挂的则是张宪的油彩画“黄山”和“荷花”系列。

中国政府参照国家元首、副元首、上下院议长、总理、副总理乘用专机的国际惯例，早在1950年代就有规定。按规定，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一般由国航承担，国内考察则由空军承担，且均不是个人专机。国航承担最高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的飞机一般是波音747-400，亦有波音737、空客332执飞其他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建国前期为“伊尔-18”或包租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

尽管中国领导人出访专机和国内专机的飞行分属国航和空军专机师，但外媒引据资料分析称，这些飞机都纳入中国空军编制，有相应的军事代号。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现在乘坐的是2架波音747飞机，代号分别为CCA001、CCA002。

领导人国内专机的空乘人员均为空军现役，平时吃住也是在西郊机场部队大院，专机上她们则穿着国航传统的蓝色空姐服装，保持着空姐职业的微笑。

除国家领导人专机乘用规定外，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乘用飞机亦有明确规定，《民航执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乘机任务实施办法》按照不同级别，乘用飞机时享有不同级别的服务，如安保、舱位保障、调用机型等。

该办法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界定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领导同志。此外，民航对其他省部级以上，军队在职少将以上的负责人；公使，大使级外交使节；由各部委以上单位或我驻外使领馆提出要求按重要旅客接待的客人的乘机亦有明确规定。

从“伊尔-18”到波音747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为保障领袖安全，建议毛泽东主席尽量不要乘坐飞机。因此新中国专机的第一位常客，是建国之初的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乘坐的是苏制“里-2”型飞机。该机为苏联赠送，作为专机飞行，条件较差，很难远涉重洋。因此直至1960年代，中国领导人出访的路途稍远一些，大都包租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1955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事件震惊世界，该机当时是中国从印度航空公司包租作为专机，赴印尼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

“伊尔-18”是1955年由前苏联伊柳申飞机设计局设计的一种中程运输机，最多可载客125人。“伊尔-18”飞机D型增加了航程，被20多个国家用作首脑专机。中国民航1959年开始引进，逐渐成为中国领导人国内专机和出访用专机。

1965 年3月，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包租的是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罗马尼亚对中国代表团乘坐其他国家的包机感到不解，因为其他国家的元首出访都是乘坐本国的专机。这使周恩来坚定了“中国民航的飞机一定要飞出去”的决心。同年6月，印有五星红旗和“中国民航”标志的苏制“伊尔-18”型专机，开始了中国领导人专机出访的首次跨洋飞行。

进入1970年代后，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中美关系解冻、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先后从英国、前苏联、美国引进了“三叉戟”、“伊尔 -62”、波音707等高空高速中、远程飞机，并连续开辟了北京到莫斯科、巴黎、东京等国际航线。

1980 年代中期以来，主要使用波音737系列机型作为领导人专机。1990年代末，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上升，国家领导人出访次数增多，而中国当时大飞机数量有限，难以确保专机任务完成。有关部门因此萌发了2001年购买波音767-300ER的设想，但专机███事件发生后，中国“空军一号”再无人提起。

进入21世纪后，波音747-400型飞机成为执行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任务的机型。波音747-400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远程民用飞机之一，装有 4台发动机，安全系数高，航程14205公里，能连续飞行15个小时；且机身宽大，设有上下两层，舒适性特别好。

与领导人专机一同发生变化的是，中国民航亦经历了隶属空军、交通部，再次划归空军、空军代管，直至1980年完全脱离空军，改由国务院直属的过程。随后政企分开，团职以下军人直接退役至民航，成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等6家骨干航空公司。这也是国航为何承担国家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的原因。

对中国领导人为何没有专属的“空军一号”，国航解释说：“一架波音747每天停飞的收入损失及折旧等财务费用要4万美元，设一架专机，成本上看并不划算。”此说似乎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频率和双机备份的国际惯例，以及中国国力及大国地位不符。

不过随着2007年中国“大飞机”项目再次上马，C919将作为中国领导人公务专机，打造自己“空军一号”的呼声渐起。此前，1980年代的“运十”项目曾一度被视为中国的“空军一号”，但却历经3次下马。

绝密飞行确保万无一失

专机飞行非比寻常，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闪失。每次专机飞行，几乎都与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连在一起。“高度保密，万无一失”是专机飞行的唯一和最高要求。国内专机飞行任务一般由空军专机师执行，国际专机任务一般由国航承担。

无论国内专机飞行还是国际专机飞行，专机的调度、派出程序都相当严格，且高度保密。国际专机飞行一般由外交部发布领导人出访消息，但具体飞行时间、路线、编号、机型、性能均不对外公布。飞行任务由中共中央办公室下达至国航专机办，由国航专机办下达至国航飞行总队，再由国航飞行总队确定执飞机组、乘务人员。从命令下达至准备就绪，大约需要1个月时间。

相对国际专机而言，国内专机飞行任务一般直接下达至专机师，专机师的专机大队开始做专机飞行准备，飞行路线、时间最后一刻才下达到执飞机组。机组人员也只是在出机前夕才被告知有重要任务，且往往不知乘机的是哪位领导人。对专机大队来说，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起飞。

北京西郊机场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国内和出访的专机起降机场，西郊机场隶属中国空军，是一个干部数量比战士多的特殊部队单位，一般不对外开放。在正式出版的北京地图上，也绝对见不到西郊机场的痕迹。由于每年“两会”期间，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包机会降落于此的特殊原因，西郊机场成为一个军管的半民用机场。

专机每次起飞都可称得上绝密飞行。公众仅是在新闻报道中得知国家领导人乘专机抵达某个城市或国家。专机具体起飞时间、路线、机型资料均被视为最高机密，不为外界所知。

国航执行国家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采用包括美国“空军一号”在内的国际通行的双机备份惯例，即：一架飞机执行专机出访任务，另一架飞机暂停执行民航普通乘客的飞行任务，在机场静候待命，以确保专机任务完成。领导人专机出访任务完成后，又再次回归专机—民航通用、双机备份的飞行方案。

“所有专机任务都严格保密，该知道的人知道，不该知道的人也不会问。”曾任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客舱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多次执行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和众多国外元首专机任务的梁秀荣说。

做好保密工作，是保障专机飞行安全的重要环节。执飞专机的机组成员都有保密意识和保密纪律约束，“打死也不会说”几乎是每个参与执行专机任务的人员必须自觉做到的。

国家领导人出访的专机飞行机组一般由飞行组、乘务组、机务组、安全组构成。1号领导人专机的标准配置是：飞行组由专机机长、3名正驾驶、2名全球报务员组成；乘务组由专机乘务长和10位空姐组成；安全组则由民航总局公安局局长及3名工作人员组成；机务组由专机机务领队与4名机务员组成。

机组成员都经过精心挑选，政治可靠，技术一流，且多次执飞专机出访任务。飞行组、机务组、安全组全力保证专机飞行过程中的技术安全；在服务方面，乘务组则保证服务到位，包括航线、吃什么、飞行上的安全，都有详细的规定和预案。

据了解，对执行任务的专机机组服务要求非常严格。无论是多年来承担领导人的专机出访服务任务的国航“金凤”乘务组，还是空军专机师的乘务组，专机上所有卫生都必须自己完成。怕留下外来物，每个座椅、行李架都要检查，每个座椅的椅套亲自套，每个卫生间里的手纸和马桶垫，都亲自动手，按照服务规范操作。公开资料显示，国内专机机组成员均为空军现役，国际专机飞行组的机组成员大都是退出空军现役的人员。

空军专机师副师长王进忠在其《云中岁月》一文中透露：专机飞行同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具体规范。一本《专机工作条例》，从飞机状况、工程机械保障、气象保障、组织实施、机组人员选择配备，到飞行人员飞行前应完成哪些准备工作，如何与沿航线各地面部队、当地政府协调配合？林林总总，都有极其详细的规定。

境外安全保障更严格

领导人专机出访要完成一次完美的出行，相对而言，国内安全保障略为轻松，专机离开本土后保证安全则复杂得多。

美国总统乘坐“空军一号”出访可谓兴师动众，除机组成员绝对保障飞行安全外，还会带100-200名带武器的保安人员，出访之前会把保安人员和汽车先行运至东道国，一般要运20-40辆车。如伦敦峰会，奥巴马就带了200名保安，40辆防弹车。但不是每个国家都允许美国的带枪保安落地，如俄罗斯和法国。中国此前亦不允许。但美国总统布什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中方同意可以带100名带枪保安，且停在中国机场的美方专机，中方人员不得靠近。此后，这就成了惯例。

国家领导人专机出访，除飞机本身要有“好身板”，还需要地面人员很好的调度。专机的相关信息对外保密，在定制和改装时均考虑了各种不利因素，并且还有一套完整的应急措施。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虽不及美国总统出访时声势浩大，但在离开本土后，专机的安全保障工作亦不含糊。
首先，中国领导人出访是高度机密的事，而且使用的都是民航航线，专机的航线都经过精心选择，起飞时间对外严格保密。其次，外交部门会与经过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联系，要求降落点提供高级别警卫工作。第三，和美国总统出访一样，安保人员一般会先期抵达东道国，和东道国会商安全保障措施。

按照惯例，国家领导人专机飞行之前都有例行的航线考察，成立“专机航线考察组”。发达国家比较简单，搭乘民航班机考察航路、机场、保障的特点，再将资料带回来提供给专机机组就行。但中国领导人很多重要的外事出访活动都是未开通航线的国家，因此，委派先遣飞机、全程考察陌生航线，成为中国领导人专机出访的安全保障惯例。

国家领导人专机出访的地面安全保障还包括经停机场、东道国机场的航油、水、食物等的补给安全。每次加注航油均需采样化验，并留存。一般情况下，专机配备足够的食物和水，但需要补给时，亦提前通知境外地面专机保障小组准备。

专机停留在东道国机场时，采取的安全保障措施和美国差不多，均不允许东道国人员靠近。据国航空保支队一中队中队长南子建透露，专机飞行前数个小时的全面清舱检查，到达目的地后的监装监卸、警卫铅封到24小时不分昼夜的巡视、看护，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不得有丝毫纰漏。

2005 年，南子建结合自己多年来在专机安全保卫工作方面积累的经验，与各专机安全保卫组组长一起编写了《专机工作流程及人员职责》，作为国航执行专包机安全保卫任务的基本行为规范。而后在2007年年初，根据专包机安全保卫小组人员配备的变化，又修订补充了《专机工作流程及人员职责〈三人制〉》和《专机工作流程及人员职责〈四人制〉》。

在南子建看来，专机飞行前的安全检查，考验的是保卫工作的细致性和专业性，飞抵目的地后的看护警卫工作，更多考验的则是安全保卫人员的意志力和协调力。

专机机组成员深知每一次专机飞行任务的重要性，但他们更习惯称国家领导人为“VVIP”客人，一方面是为缓解这项重大政治任务带来的紧张，另一方面亦是保密的需要。在进入东道国空域后，专机会报号，东道国空中交通管理部门通常会实施特别空中管制。

安全可靠的“专机师”

执飞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级领导人国内专机任务的是空军某运输师，亦被冠以“专机师”。专机师这支神秘的部队因“9·13林彪坠机事件”声名鹊起，此后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被熟识，缘于成立于1986年的中国联合航空公司。所谓中国联航具有军方背景即是指以该师为班底。

有关该师的资料散见于一些有关“9·13事件”的资料，但也仅限于此。直到2002年7月9日，《解放军报》首次披露该师执行国家领导人专机任务的专机一大队鲜为人知的飞行训练情况，再次引发关注。

该师在空军的地位极为特殊，直属空军管辖。“9·13事件”对该师的影响极大，当时几乎所有和事件沾边的人员均遭到隔离调查并调出该师，不得进入北京。直至 1980年代，“9·13事件”在该师才尘埃落定。不过，包括曾任专机师副师长时念堂在内的几乎所有干部都受到调查处分。

一般而言，纳入空军战斗序列的飞行员不分训练任务还是作战任务，向来携带手枪、伞兵刀等自卫武器，但专机飞行员是例外，从来没有配发枪械。按照规定，专机机组人员不能带枪执飞专机。在专机师执行过的专机飞行任务中，奉命带枪执行专机任务仅有一次。据时念堂回忆，1965年12月10日，他作为专机机长，率机组赴昆明接罗瑞卿总长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空军司令吴法宪命令机组带枪执飞专机。

时过境迁，专机师并没有因“9·13事件”被停止执飞领导人专机的任务，而是经换血后重获信任，成为政治上绝对合格、工作中绝对可靠的专机部队。

该师所属执飞专机任务的飞机没有涂装空军“八一红星翅膀”标志，倒是有表示是民用飞机的民航国籍注册号。官方资料显示，这些飞机都是属于“中国联合航空公司”运营。中国联航2004年被上海航空重组，所属飞机大部分被该师收回。

据有关公开资料分析，该师专机大队大约有8-10架737系列机型供党政军高级首长作为专机使用。此外，还有数量不详的加拿大庞巴迪的CRJ- 200飞机供军方领导人乘坐。“三叉戟”退出现役后，波音737系列成为专机主要机型。

该师专机大队机组成员要在飞行技能上自觉做到精益求精，必须把全国所有航线、航路图和军用、民用、军民合用机场的各种资料都烂熟于心。除熟练掌握复杂气象、特情处置、高原复杂地形和偏僻机场的飞行课目外，短窄跑道起降、大侧风起降、单发落地、小航线飞行等复杂课目训练，亦成为专机机组成员的必修课。

《解放军报》2002年透露，专机大队的一个机组有一次在驾机临近某机场上空时，曾遭遇史无前例的雨夹雪复杂气象条件，再加上机场盲降设备出现故障的特情，此前两架航班因无法降落已经返航。但专机机组人员没有返航，而是穿云破雾沉着处置，成功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