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EDUCARER

7月，北京的热已经让孩子们每天都不想吃饭，这种热也一直在提醒我，这里不是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看着孩子们每天满头大汗、日渐消瘦，我决定带他们回新疆避暑。从新疆回来之后，各种事堆在一起，居然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整理好这一篇文章，有点心存愧疚。

在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上，他们两个在我旁边睡了两个小时，吃了半个小时，玩了半个小时，旁边的一个妈妈抱着一个一直在哭闹的孩子不时用羡慕的眼神打量我，我闲着没事就给那个孩子做鬼脸，他笑了，后来那个孩子也终于睡了。飞机上难得的清静，我开始看一本随身带的书，Last Child in the Woods（《丛林中的最后一个孩子》），这本对于“大自然缺失症”论述的书读的很是时候。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时间长短已经不亚于在新疆成长的十八年，虽然也在北京安了家，但总感觉到缺什么，尤其有了孩子之后，总会用他们和自己的童年比较，他们生活在首都北京，我当年生活在戈壁滩上的一个小城，他们似乎有一种先天的优越，可他们太缺“大自然”。下午，出乌鲁木齐机场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一丝清凉，晚上盖着被子睡觉的时候才觉得这样的夏天真的太美好。

天山深处的青松，天山上融化下来的雪水，天山脚下的哈萨克族毡房都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我们去当地的农家，孩子们最喜欢的事是在地里摘豆角、黄瓜和西红柿，吃着自己摘的菜，多少都不够。我们去玛伊塔斯（一片还未开发成旅游景点的山），在荆棘中寻找上山的路，在山坡上摘食野果子，在小溪流旁听水的声音，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妙的……我完全能够理解老大对我说的话：“妈妈，我不回北京了！”孩子对大自然有本能的亲近欲望，“大地母亲”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

《丛林中的最后一个孩子》的作者Richard Louv是想通过这本书来提醒、警示美国的父母、老师、官员以及机构，美国的这一代孩子已经离大自然太远，这种远离自然的结果是更多的儿童肥胖症和更多的儿童心理疾病。生活在高科技时代的孩子们太容易被电视、电脑、电子游戏、网络游戏、手机、MP3、MP4等高科技产品吸引，孩子们更喜欢室内因为那里有电源，孩子们在自然环境中手足无措感到无聊因为他们丧失了与自然亲近的本能，远离自然成长的孩子几乎不知道食物是哪里来的，也更难理解环保的重要，地球的未来让人担忧。

在自然对儿童的影响这方面做研究的学者及研究成果并不少，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很多：

康奈尔大学环境心理学家的报告：生活越贴近自然的孩子在面临生活中的压力时会产生越少的心理负担。孩子的家庭周围自然环境越多，孩子就越少会出现多动、焦虑或消沉等行为。

挪威及瑞典针对学前儿童的研究：有两组学前儿童，一组每天在普通的游乐场玩耍，一组在有树木、岩石的自然环境中玩耍，他们每天玩耍的时间相同，一年之后，在自然环境中玩耍的孩子表现出更强的平衡能力及运动能力。

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结果：即使每周只花几个小时上网的人也会比那些不经常上网的人更容易孤独和沮丧。

西雅图儿童医院及地区医疗中心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每天多看1小时的电视在他们7岁时无法集中注意力的可能性会增加10%。

……

和孩子一起回到我成长的地方时，我看到了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五年前引入的河水，三年前竣工的步行街，两年前修好的滨河路、一年前建成的世纪公园…… 每个地方都灯光璀璨，歌舞升平，城市大了很多，戈壁滩已经显得很遥远，由于有了引入的河水，很多戈壁也已经变成了良田……没有了那种荒凉，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有点陌生。

很长一段时间，“大自然缺失症”这几个字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在美国，根据研究表明，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在近些年大幅下降，孩子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上学、参加课后辅导、参加各种课程（钢琴、舞蹈等）以及参加各种成人组织的活动（足球、棒球等各种比赛）。在中国，不清楚研究数据，但情况何尝不是一样？大城市中的孩子，即使有了时间，又到哪里去亲近大自然？

大自然究竟和孩子有着怎样的关系？

当孩子在自然环境中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肢体的以及心理的感官都会受到限制。

研究人员发现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让孩子与大自然接触。

与电视不同，大自然不会偷走孩子的时间，她只会将时间放大。大自然能修复一个生活在破碎家庭中孩子的心灵；大自然要求孩子用所有的感官来感受从而激发孩子的创造力；大自然有时也会让孩子感到恐惧，但这种恐惧也有着它原本的意义。在大自然中，孩子会找到自由、幻想以及自己的私密空间……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一直心存恐惧，科技越来越发达，环境越来越恶化，食品越来越不安全、人心越来越浮躁……我们的孩子将要生活的是一个怎样的地球？我们还能为孩子做什么？

这本书的作者用了几年的时间，近400页的文字为了说明一件事：“自然对孩子很重要”，也为了呼吁父母、教师、政府以及机构能为孩子亲密接触自然多做一些事。没有读这本书之前，美国在我的印象中已经足够美好，因为那里有太多没有人为破坏的自然风光，因为那里总是蓝天白云，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孩子可以玩的户外游乐场地。看了这本书之后，当看到作者在抨击很多州立法禁止人们盖树屋（tree-house），在惋惜国家公园的露营人数下降，在呼吁改变儿童户外游乐场地的设计（去除更多人工设备加入更多自然元素）等，我才明白中国和美国虽然面临相同的问题，但问题却不在一个层面上……

书的结尾，作者提出了100项行动计划，其中有44项是提供给家庭的，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虽然其中很多行动计划对中国家庭父母来说似乎无法实现，但还是希望父母能从中吸取一些想法，找到一些渠道让城市中的孩子回归自然。

1. 给孩子泥土以及各种工具，在南卡州，买一个电子游戏的钱够给孩子买一卡车土。

2.在生活中引入一些当地的动植物。把草坪换成当地的植物，造一个小鸟饮水池、蝙蝠屋等，有一个网站专门介绍如何将野生动物吸引到你的家里。（www.audubonathome.org/yard）

3. 将自然看作是减压的良药。

4. 跟孩子讲你小时候的故事，回忆童年时最特殊的地方。帮孩子找到他们自己最特殊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经常一个人一直安静地坐着，这个地方是你与自然最亲密联系的地方。

5. 帮孩子发现一个隐藏的世界。将废纸板放在泥土上，过一两天来看有多少小生物在这个废纸板下安家了？辨认一下都是什么生物？过一个月再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6. 在傍晚收集萤火虫，黎明时将他们放走。

7. 让爷爷奶奶提供户外的游戏，因为他们曾经生活的时代更接近自然。

8. 在自家后院露营。

9.看云彩，建一个后院气象站。

10. “绿色一小时”行动。每天给孩子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没有约束的在自然世界中玩。

11. “好天气”原则，只要天气好一定出门。

12. 徒步。选择好线路与孩子一起徒步。

13. 发明自己的自然游戏。

14. 月圆的时候全家一起出去散步。

15. 保留一个“探索之碗”，将孩子在户外捡到的石头、蘑菇、橡子之类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碗里。

16. 用nPod取代iPod。坐在树下听、看、摸、闻，感受自然。

17.照相。野生动物摄影，让孩子用小的数码相机来拍摄。

18. 盖一个树屋、堡垒或小屋。你来提供原材料，由孩子自己来做设计师和建筑工。

19. 领养一棵树。

20. 建一个冰屋或雪洞。

21. 在后院挖一个小池塘或建一个水上花园。

22. 可以很脏。在海边从海里捞出海带装饰房子或当衣服穿。

23. 写一本自然日记。

24. 让孩子自己播种来种一个花园。

25. 夜晚去看蛾子。用蜂蜜、糖来吸引蛾子以及其他昆虫。

26. 帮助蝴蝶迁徙。种一些毛毛虫喜好生活的植物。

27. 养蝴蝶。观察从虫卵到毛毛虫到蝶蛹到蝴蝶的过程。www.kidsoutside.info/activities/btrfly.htm.

28. 夜晚在户外开车时去寻找蛇以及其他野生动物。

29. 找一个好的机会露营，一天、一星期或一暑假。美国露营协会有2400多个经认证的露营地点。www.campparents.org

30. 去采摘。

31. 全家一起去州公园或国家公园度假。用帐篷露营或租一个小屋，也可以参加一些公园组织的家庭户外活动，比如www.nochildleftinside.org 或者参加钓鱼、徒步、寻宝的活动 www.geocaching.com.

32. 让大一些的孩子和你自己都变成公民科学家（citizen scientists）。到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当志愿者。通过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家公园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来帮助保护稀有动物以及濒临灭绝的动物。

33. 去观察鸟。城市或郊区、农村或野地。

34. 参加童子军活动或类似活动。比如Sierra 俱乐部提供的少年自然项目www.sierraclub.org/youth

35. 鼓励孩子在社区成立自然俱乐部，可以组织后院露营、寻找虫子等活动。

36. 在户外读书。

37. 给孩子买自然历史地域指南。

38. 探寻史前自然状态。比如在沉积物上或水里的岩石中找寻远古生命的痕迹。

39. 钓鱼。

40. 学会发现动物的痕迹。在土路上，小溪岸边，或后院里寻找动物的痕迹。

41. 收集石头。很小的孩子都会喜欢收集岩石、贝壳、化石等。

42.水上活动。划独木舟，扬帆，或游泳。

43. 以自然为伙伴来加强家庭之间的关系。

44. 时刻准备着。自然经历对孩子健康很重要，但自然同样会给孩子带来伤害，警惕一切户外可能出现的危险。

傅国涌 

一

90年前的今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一个同样美丽的春天，一个和今天同样灿烂的日子，风和日丽，鲜花烂漫，在满清专制统治下的广州，响起了一阵阵枪声、炸弹声、冲杀声，和尸体倒下的声音，黄兴等一百多个志士，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史称广州起义（或黄花岗起义）。成败的结局其实早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志士们赴义时的从容与慷慨，这些人大部分是一介书生，并不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坚韧和那纷飞的血肉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谭人凤说：“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无一怯懦士。事虽未成，而其激扬慷慨之义声、惊天动地之壮举，固已碎裂官僚之胆，震醒国民之魂。”罗家伦把这一幕称为“壮烈的开国序幕，灿烂的碧血黄花”。主帅黄兴右手被打断两指，足部也受了伤，他能幸免于难纯属偶然。当他从死亡线上逃出来，遇见从香港带二百多志士连夜赶来赴难的赵声时，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两人相抱痛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一代雄才的赵声不到三星期悲愤呕血而死。受伤而疲乏的黄兴，相见时也晕过去了！”

有人不惜牺牲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也有人冒险为牺牲者找到了埋骨的青山。没有暴露身份的同盟会员潘达微挺身而出与广仁善堂商量葬事，共有72具死难烈士（无论是阵亡还是被处死刑的）遗骸埋葬在广州白云山南麓的红花岗（红花冈也从此改名黄花岗），统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其实牺牲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据调查确认的至少还有14人，黄花冈烈士起码有86人，这还不包括受牵连被杀的，据时在广州新军任管带的革命党人应德明回忆，“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失败后，清军戒备森严，下令闭城三日，搜查革命党人。凡属没有辫子的、穿黄军衣的以及来路不明白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制台衙门前伏尸累累，被杀的人约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谓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据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难的人无可稽考，约在二倍以上。”此外新军各营中以革命党人名义被杀的人数约等于黄花冈的烈士数，“死于非命，惨不忍言”。“其处死之法是用七寸长钉，对准头脑，一钉致命，随即用蒲包一裹，弃尸海中，惨酷形状，令人酸鼻。”（《黄花岗起义前后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二，324页，32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些死难者，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被无辜牵连的，90年来，又有多少人想到过他们呢？黄兴，还是孙中山所悲痛的都是“吾党菁华”的丧失，其他被杀者并没有进入伟人的视野。在想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同时也想起了这些几乎已被历史遗忘的死难者，因为他们的生命也同样宝贵。

黄花岗一役，赵声气死，胡汉民心灰意冷，黄兴悲痛之极决心暗杀清廷官僚为死难同志复仇。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再想起那些年轻的殉难者，他们的热血多少次模糊了黄兴的双眼，他曾写下《蝶恋花·哭黄花岗诸烈士》一词和“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春云湿黄花” 一联，献给死难的同伴。事隔十年孙中山先生还悲痛不已，认为 “吾党菁华，付之一炬”，悲痛与惋惜之情长久地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

英烈的音容笑貌早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中，但他们慷慨赴义，浩气凛然，毫无畏惧地面对比他们强十倍、百倍、千倍的专制暴政，这一勇于赴死的精神风貌，90年后依然震撼着我的灵魂，使我感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长短，有的人活着他永远死了，多少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都不过是一杯粪土而已。有些人死了，却永远活着，他们长存在人类的记忆里，成为人类不畏暴政、追求理想的精神丰碑。

二

90年前那个黑暗的春天，他们在广州街头或郊外的刑场上倒下，罪恶的满清专制政府为他们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他们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去的，他们只是为了做一个人，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奴隶一般佝偻在权势的脚下，一个不愿做奴隶的时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曙光初露，他们知道，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和人生意义的终结。因此谭嗣同才那么勇敢地面对了死亡，秋瑾才那么坦然地迎接了死神。菜市口和绍兴，乃至整个中华大地至今仍飘荡着他们不灭的英魂。为了做一个人，就是这普普通通的理想激荡着多少青年的灵魂，使他们勇于就死，一点也不犹豫就走向了90年前的广州，黑云压城，难道成败会在意料之外？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精卫填海、是夸父逐日，他们浩浩荡荡，写下绝命书的时刻，让我无可抗拒地想起了那些远古的神话，那些足以传诵千秋万代的史诗般的神话。我完全相信他们决不是想要成为神话才踏上腥风血雨的征程，他们都是些普通的人，为的是过上更美好的普通生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仅仅自己，也是整个民族都能摆脱奴役、压迫和不平等，为了寻求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他们义无返顾。人人都有追求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他们刚刚朦胧地懂得。砸碎暴政的锁链，缔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和国，就是他们牺牲的初衷。林觉民写与妻书时，方声洞、李晚他们写绝命书时，这一切都表达得清清楚楚。

由于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人知的林觉民《与妻书》曾经感动过一代代年轻的心灵，

其他英烈志士的绝命书同样感人肺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久违了，这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这样真诚无悔的理想主义！久违了，能如此打动人心的文字！他们的生命虽然早已结束，但当我们重读那些用鲜血写下的绝命书时，他们鲜活的生命仿佛就在眼前——

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念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涕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正因为真情毕露，豪气冲天，在慷慨赴义之前写下的这些文字才如此感人，我始终相信世上一切能够传世的文学都是因为它包含了人类最真实的感情，呈现了一个没有装饰的内心世界。这些文字本来就不是书斋里皓首穷经刻意创作的，然而，却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生命有时候只能在死亡中找到真正的价值，死亡也因此变得光彩夺目。一部数千年的中国史，有如此多的人在赴义时写下如此大气磅礴而又儿女情深的绝命书，恐怕只有黄花岗起义这一次。这些人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死的，甚至有些人本来完全就不必赴义。

林觉民的福建同乡方声洞曾两次东渡日本，学军、学医。1905年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的福建支部长。他和哥哥方声涛以及一姐两嫂都是同盟会员，还亲自介绍妻子入会。当初在日本讨论赴义名单时并没有他，但在林觉民等回国后，他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告别妻子，离开日本。慷慨赴义前的一天，他在广州写下了给父亲与侄儿的两封绝笔书，它们和林觉民的与妻书一样是用生命谱写的一曲理想主义的乐章，是血性男儿的真文字！

方声洞在禀父绝笔中说：“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表示这次因念祖国之危亡，与海内外同志起义于广州，“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入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但望大人以国事归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以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

在给侄儿方和生的绝笔中又说：“此举如能成功，则吾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盖祖国已强，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败身死，则吾之责已尽，而吾侄则有无穷之责任在。”殷切地期望他为国尽力，善事祖父，教导弟妹。

广东的李晚从南洋回国，过家门而不入。在攻打两广总督衙门时饮弹身亡，前一天他写下了《与家兄诀别书》，“此行成败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推倒满清，建设中华民国，事成则汉族光明，或败身殉，愿毋我念。”

黄兴也写下了多封大义凛然的绝命书。他在给邓泽如的信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此，不胜系恋”。同一天他给梅培臣等人的信和上面内容一致，也说“书此以当绝笔”。此外，他还有一封致孙中山、冯自由的绝笔书，“今夜拟入，成败既非所逆睹，……幸各人挟有决死之志，或能补救，亦未可知”，“绝笔上言”。（这封绝笔《黄兴集》没有收，见中华书局《孙中山藏档选编》20页）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黄兴当时也是抱了从容赴义之心的。所以，起义失败后盛传他已战死（实际上他只是负了伤，幸免于难，在香港养伤），他的朋友杨笃生还为此忧愤交加，在利物浦蹈海自杀。

宋教仁从上海赴广州前，有人劝阻他，他回答说：“无恐。事成，为四万万同胞造幸福；不成，则送我一颗头颅已矣！”当广州事败的消息传到上海，《民立报》的同人都以为他也真的献出了“一颗头颅”。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文弱的书生，并不是人人都象黄兴那样能够上马杀贼，只凭着一腔热血，却表现出如此的大勇，他们大部分都是海外留学生或华侨，却有着如此执著的理想主义情怀，能够如此无畏地面对死亡，这才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是这些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壮哉，黄花岗！世纪末的中国人真应该去读一读黄花岗志士们的绝命书！读一读那些闪烁着人性中最美好光芒的宣言书！

三

他们都是那样年轻，林觉民24岁，方声洞、喻培伦25岁，林文26岁，所有已知道的烈士平均年龄只有29岁！就是作为领导者的黄兴也不过37岁、赵声31岁。历史学家罗家伦以饱含激情的语言写下——“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藏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没有青年的理想，没有对生活的信念，没有追求理想的热忱，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据罗家伦统计，在烈士名单中有9个留学生，28个海外侨胞（其中有华侨学生、商人、工人），3个记者，2个教师，12个工人，14个农民，14个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完全超越了某个阶级的局限，都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由此可见，自由、幸福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并没有阶级、职业、贫富的界限。对我们来说，他们都是人类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驱，不管他们生前是学生、工人还是教师、农民，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的英名镌刻在黄花岗纪念碑上，也镌刻在所有后来者的心中。

如林觉民曾是福建《建言日报》主笔，1906年留学日本，精通英、德等国语言。林文曾任东京《民报》社经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国日报》总理，还有四人是新加坡《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的工作人员，他们没有犹豫就以拿笔的手拿起了枪、拿起了炸弹，抱着必死的决心踏上90年前的羊城三月，勇敢地面对死亡。他们是真的猛士，是民族的精华，他们用他们的热血谱写了一曲最动人的理想之歌。90年之后，这歌声依然感动着后来的人们。

黄兴“因出血过多，头部时为昏眩”，勉力用左手写下了《致海外同志书》，力赞林文、方声洞、喻培伦、李文甫等先烈，称未死的朱执信“奋勇争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受伤之后，仍“其勇有加”。由黄兴口述、胡汉民执笔的长篇报告中，他们痛悼同伴死事的壮烈，通篇饱含着真挚的感情。称李文甫“非常猛烈”、受伤被俘“从容谈笑以死”，在提到他和朱执信、陈与新时，说虽以他们的“温文，而敢先当敌，无丝毫之怯懦，盖义理之勇为之也。”“此次死者多英才”，多“仁勇俱备之同志”。

他们的殉难使黄兴悲恸不已，终生难忘。一年后，他在南京黄花岗一周年纪念会上说：“七十二烈士虽死，其价值亦无量矣。且烈士之死义，其主义更有足钦者，则以纯粹的义务心，牺牲生命，而无一毫的权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觉民先生，科学程度及其高深，当未发动之先，即寄绝命书与其夫人，又告同人：‘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死事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其眼光之远大，就义之从容，有如此者！又喻君培伦最富于爱国思想，……至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身中数弹，犹以手枪毙多人。他如窦鸿书、李君荣诸君，虽系工人，然皆抛弃数百元之月俸，从事于革命事业，捐躯殉国，犹足钦佩。总之，此次死义诸烈士，皆吾党之翘楚，民国之栋梁。”对他们“品格之高尚，行谊之磊落，爱国之血诚，殉难之慷慨”予以极高的评价。

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一个碧血横飞的春天，一个绝望的春天，一个希望的春天，一个死亡的春天，一个再生的春天。90年前先烈们倒下的那一幕，不仅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会感动着人性未泯的人们，让我们在他们曾经流淌热血的土地上，抬起头来，仰望苍穹，他们的眼睛就是那布满夜空的星星，遥远地注视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教我们学会勇敢，懂得谦卑，在通往人类自由、幸福的路上继续跋涉、前行。

来源：宋石男（凤凰网辛亥专题稿件）

辛亥鼎革，今已百年。若说其最重要遗产，我认为一是“微流血”，二是地方自治。前者是革命的物理表现形式，后者是革命的至要推力。而此二者，对今日之政治社会，仍不失启迪意义。

辛亥革命也许是中国史上流血最少的一次革命，笼统而言，双方将士死亡总数仅数万人，即以其中规模最大、烈度最强的阳夏之战而言，民军阵亡将士也不过4000余人。此外，平民因辛亥革命丧生之人数，也较历代革命远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前推数十年，太平天国革命造成约7000万人死亡，后延数十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造成约800万人死亡。如此比较，辛亥革命完全可说是“微流血革命”。

辛亥革命为何“微流血”？美人石约翰对此解释说：“清王朝最后10年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社会各阶层以至实际上每一政治派别都不再支持现状。同时，士大夫与民众反抗继续靠拢，结为一体。最重要的是，造反与革命此前主要得到的只是劳动人民的支持，现在又得到社会上层前所未有的支持。10年政治酝酿的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许多方面它是精英政治的产物，但得到广泛的支持，它的突出特点也许就是表现为惊人的不流血的事件。”

在“微流血”中完成的辛亥革命，其主要推动势力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日人沟口雄三将之称作“无中央的革命”，且有精辟论说，可惜在此基础上导出的结论却令人瞠目结舌：“辛亥革命只能是现代化之反动。若从1920年代以降的反封建、反殖民地之革命课题观之，辛亥革命与1949年的建国革命相比，则只能是不彻底的革命”。

在我看来，辛亥革命的“无中央的革命”性质，恰恰是它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之一。所谓“无中央的革命”，也即各省以独立形态代衰落清王朝而起，而各省之所以能纷纷独立，又缘于其各自成熟的“一省之力”。

按照沟口雄三的说法，终结王朝体制的“一省”，系指明末尚在县范围内的“乡里空间”，迨至清末扩充至省的范围，由此民间自治空间领域得以扩大，并形成以省为单位的代替王朝体制的新体制框架。终结王朝体制的“之力”，则包括其源头可追溯于湘军时代的地方武装力量；实行乡治的地方行政力量；建立在士绅及宗族乃至帮会势力之上的地方社会力量；以及以商业行会为纽带的地方经济力量等等。几相叠加，遂形成民间的综合性力量。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清末的各省地方自治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有相当的差异，清末的地方自治是官、绅、民三方互动，且以道德而非法律为其首要原则，因此沟口雄三称之为“以公益为目的的自治”，而与欧洲的“权利的自治”相区别。

1909年1月，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翌年2月又颁布《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及相应的选举章程。这一系列章程，可视为当时执政方对地方自治大潮的妥协，可看出在自治问题上执政者的容忍程度，也可发见中央与地方的攻防界线。当然，以今日眼光视之，章程中两级自治机关的权力均有限，且自治职员仍需上级地方行政长官核准，只算不完全的地方自治。

1911年，起于铁道国有化的保路运动终于勃发辛亥革命。当年5月，清政府为将民营的川汉线与粤汉线收归国有，沿线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各省的铁路公司被强制接收，以便将铁道抵押清廷的对外贷款。这是中央对地方的一次傲慢冒犯，而有强烈的地方自治意识及实践的各省立即起来反对，外加一系列偶然因素的作用，10月武昌军队起义，11月下旬全国24省中有14省脱离清朝独立。至1912年1月，清朝气数已尽，孤儿寡母只能任袁世凯上下其手，最终宣统逊位。现在看来，铁道在地理上贯通各省，在经济上汇聚各省利益，最后也联合各省之力，由保路运动而致辛亥革命，貌似偶然，其实却藏着不得不如此的必然。

遗憾的是，地方自治在辛亥革命后竟走向地方割据，其中有复杂深刻之因，非本文可展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也许悟到此点，再次倡言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观五年来之现象，可以知之。今后当注全力于地方自治”。可惜此后孙中山却以俄为师，全面克隆其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政党组织结构，其关注的重心，也再没回到地方自治之上。

以今日眼光看，实行地方自治是实行直接民权的最好保障之一。学者喻希来有《中国地方自治论》，以为中国未来全面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应以地方自治原则入宪、制定《地方自治法》和采纳司法审查制度等，为中央与地方的规范化分权提供多方保障，同时实现地方自治体与社区自治体的事权划分。学者吴国光提出“县政中国”构想，学者陈子明则喊出“州政中国”的口号。这些带着民国气息的论说，在某种意义上或可视为辛亥革命遗产在今日的遥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