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提起梁实秋，1949年后，海峡此岸的人们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篇中学课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经典的鲁迅式的谩骂几乎笼罩了梁实秋的一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咒语，一个鬼魅般的标签，长期以来遮掩了梁实秋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梁实秋生于1903年，比鲁迅晚生了20多年，1926年，他结束在美国3年的留学生涯，一年后新月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浪漫的与古典的》，他以一个年轻的教授、文学批评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重要一员。他与鲁迅的交恶也始于那个时候。然终其一生，他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自上一世纪80 年代“解冻”以来，世人往往也只注意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莎士比亚翻译、他的英汉辞典。最近看到广告，《梁实秋全集》将要面世，透过他的全集，人们将有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梁实秋其人。
在我看来，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莫过于梁实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办的《自由评论》上，所发表的那些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文章，对此人们陌生已久。如果说他对国民党毫不留情的批评只是表现出他足够的良知和勇气，那么他对共产党的深刻批评就显示了过人的见识和智慧。
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当然，同时也遭到了当局的围剿、反扑。新月书店结集出版的《人权论集》无疑已成为中国人争取人权的一本经典，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是数千年长夜中的一束光亮。其中收入了梁实秋在《新月》第2卷第3号首发的《论思想统一》一文，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文中，26岁的梁实秋为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
“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为此，他发出了“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的呐喊。那一年，他还在《新月》第2卷第9号、第11号接连发表两篇文章，继续围绕着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问题展开凌厉的攻势。
在《孙中山先生论自由》一文中，他在列举了“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被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非法征税的危险”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以及军长师长旅长，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
在《罗素论思想自由》文中，梁实秋首先引述了罗素1922年3月24日在伦敦演说《自由的思想与官方的宣传》中的一番话，“俄国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斯的观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与马克斯主义发生关系，他实在没有法子办，但是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种莫须有的关系。”最终却未能免于穷困而死的下场。梁实秋赞同罗素的见解，他说：“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我们小的时候做‘秦始皇焚书坑儒论’的时候，大概都可以知道这是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但他对罗素羡慕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抱有怀疑的态度。
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他在创刊号发表的《算旧账与开新张》（此文同时作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发表）中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在《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感想》文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废除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保障国民的舆论自由。在《宪法上的一个问题》文中他直言“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之下实行统制，我敢断定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在对国民党口无遮拦的批评之外，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一党专政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这些言论，尤其是第三点，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心惊肉跳。在梁实秋看来，“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他不是三民主义者，他认为作为一党的党义，国民党自有在其党内宣传并要求党员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党外的每个人接受。他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当国民党以刺刀将共产党人淹没在血泊中时，他公开为共产主义辩护，“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事实上亦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般有思想的人接受了。言论自由应包括共产党人宣传自己主张的自由。为此他主张在大学中开设“共产主义”的课程，请有学识的无党派人士纯粹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授，他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一文中认为：
“共产党的问题也是社会的不公道所酿成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革命与变乱没有它的政治或经济的背景，绝非仅仅是‘好乱成性’的少数人所能煽惑掀动的。”
为此他直截了当地发出了“加入共产党，不犯罪；信仰共产主义，不犯罪；组织共产党团体，宣传共产主义，亦不犯罪，因其未作武力扰乱故也”的声音。他同时认为，“共产党人或信仰共产主义者若以暴力扰乱程序攘夺政权，则是犯罪，当明正典刑”。就事论事，客观中立，反对暴力，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不屈不挠地争取不折不扣的思想、言论等自由，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是手段也是目标。
作为白璧德的信徒，一位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精髓的文学批评家，他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深恶痛绝，“‘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所谓“文艺政策”者》）
在《文学有阶级性的吗？》文中，这位文学人性论的倡导者强烈地质疑了“文艺工具论”的观点，“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尽管如此，当他面对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苦难的现实时，他也认为，“福建江西各处农工苏维埃是不能用‘匪区’二字来一笔抹杀的。这共产党的活动是否可以挽救中国大众的苦痛，姑且不论，不过这运动之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及青年，是不容讳的事实。”（《所谓“题材的积极性”》）
这是梁实秋当年的真实想法，他信仰思想自由，主张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是他的生命线。在国、共两党两种不同思潮截然对立的时代，他坚持不依附大权在握、颐指气使、生杀予夺的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是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他在1935年说：“这十年来国内研究经济的学者们，有谁可能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论著？共产问题在中国是这样严重的大问题，而学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着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见。”其实，在他之前， 1930年，罗隆基曾在《新月》发表过《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等文，在他差不多同时期，丁文江、周炳琳也在《独立评论》“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文章，不用说在他之后，储安平在《客观》与《观察》周刊上那些论共产党的文字。他们的看法代表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基本认识。这些文章，白纸黑字共同证明了左翼的迷雾并未蒙蔽所有知识分子的双眼。在“多少”与“有无”之间，他们当年曾有过极为清醒的判断。1949年是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去留之间，因种种原因，他们作出的选择并不相同。罗隆基的左转，储安平、周炳琳等选择留下，这一切注定了他们后来的悲剧。尽管梁实秋不满国民党的专横，写过许多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作出了另外的选择。时光流转，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连绵不绝的灾难之后，我们不得不肯定他们当年的眼光和选择。
2003年5月19日
